丁思颖

叶至善上小学时曾因学习成绩不佳留过三回级。后来，经过努力，他考取了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因为有4门功课不及格又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至善非常难过，面对那些不及格的成绩单，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叶至善的母亲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看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不免唠唠叨叨，说孩子不争气，没出息。叶圣陶却从来不说什么。

叶圣陶不大注重孩子的考试成绩。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得看是否能把所学的知识全部消化，而成绩的好坏不是单凭考试能衡量出来的。他了解儿子，至善最不愿意死记硬背，特别是国文和英文。

考试时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课文，孩子不愿死记硬背，当然考试不会及格。他从平时和儿子的对话中感到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弱，知识面也不窄。

因此，面对孩子的成绩单他并不责备，只是说：“不要哭，也不要思想上背包袱，还是再换个学校吧。”于是他让至善进了一所和省立中学完全不同的私立中学。

叶至善进了这所学校，有了明显的转变，对学习感到有兴趣了，也不用整天在做练习题和做作业上花多少工夫，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还可腾出时间唱歌、吹口琴。孩子的兴趣变广了，父亲很高兴，又鼓励他说：“这很好，以后还要多读没有字的书。”他解释说，所谓“没有字的书”就是通过观察、实践、思考向社会和自然学习知识和技能。有用的知识不只是在课堂上和教科书里，而是在社会生活中。

叶圣陶喜欢看各种内容的书。孩子们可以随便到书架上拿书，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至善，让他回答，借以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叶至善12岁开始跟随父亲写作。四十年代，至善兄妹三人对写作都非常热心。当时叶家出现的“父子围桌改稿”情景，至今让人羡慕不已。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孩子们的文章。三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挑错。有时候，父亲指出了作文中可笑的谬误，孩子们就尽情地笑起来。每改一段，父亲朗读一遍，看语气是否顺达。

孩子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插在瓶子里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梳理修剪，像个样子了。

叶至善介绍小时候父亲是怎样教他作文时，用了“不教”这样的字眼。原来，父亲从不给他们教授作文入门、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他仅要求子女每天要读一些书，至于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

除此之外，父亲还要求他们每天要写一点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任何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花草虫鱼、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均可收于笔下。

父亲在教育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教中有教，其高明之处在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启发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觉性，让孩子自觉成才、成长，而不是强制、苛求。

不教中有教，集中体现在父亲精心为孩子们修改文章上。叶至善在兄妹合集《花萼》的自序中，描写过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父亲先不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我们兄妹三人一起跟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多“吃”父亲的红圈。

这是一种多好的学习氛围，其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讨论，有激烈竞赛。叶至善兄妹三人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父亲的“不教”。

叶至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究竟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父子围桌而坐，秉烛修改文章，这确是一个动人的教子情景。难怪著名学者宋云杉对此情此景的体验亦感慨系之：“我们试闭目想想，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学习写作，进步一定是很快的，除非是天生钝质。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小墨（叶至善小名）他们是幸福的。’”

孩子们的文章发表多了，有人建议叶家兄弟不妨合起来出个集子。叶圣陶把要出版的文稿审读了一遍，剔去若干篇后题名《花萼集》。书名蕴含着叶先生的良苦用心：花萼，也作华萼。

棠棣树之花，萼蒂两相依，有保护花瓣的作用，古人常用“花萼”比喻兄弟友爱。

叶先生的书名，亦采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