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璇

摘 要： 庄泽宣，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心系教育，笔耕不辍，在其与陈学恂合著的《民族性与教育》一书中，打破旧有局限，从教育制度外部因素对教育进行剖析，提出民族性和教育相互影响制约的观点，客观分析中国民族性并对其中缺陷开出对症之药。这些思想对今天教育学的建设亦有深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 庄泽宣 民族性 教育

一

庄泽宣，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1916年从清华学校电机工程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教育学和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多所知名高校任教，抗战胜利后长期旅居海外。庄泽宣在教育学领域研究广泛，特别是在比较教育学、新教育中国化等方面贡献突出，他著述颇丰，其中不少著作均可视为当时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939年庄泽宣与陈学恂合著的《民族性与教育》是关于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专著，以教育制度外部因素分析法剖析世界教育的特点并探求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学界亦是有独树一帜的见解。

《民族性与教育》共十章，从多方面对民族的构成进行了讨论，包括地理、生理、文化、心理四个因素，揭示了民族是自然与文化共同选择的产物。教育改造的核心在于，使当时正处于改革、成型过程之中的新教育中国本书采用教育制度外部因素分析法，摆脱了当时教育研究偏于关注教育与心理关系的特点，视角独到地将教育与社会因素相链接，以社会学的宏大眼光分析二者之间互为掣肘的微妙联系。反映出1939年前后庄泽宣教育思想中明显注重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注重对影响教育的多种因素的分析，进而强调文化背景因素的重要性，尤其以民族性为要，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教育进行分析研究。他之所以从民族性出发对教育进行研究是基于长久以来既有的经验和缺陷：首先，教育研究者长久倾向于教育与个性的关系而忽略教育与民族性的相互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强调了教育与个性的关系，而就教育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直到西方人以鸦片战争绝对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面前时才被进步人士关注。其次，比较教育逐渐成为教育学中的重要学科，尤其是因为有许多国家抄袭他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产生不良影响以后，引起大家对于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研究。譬如中国近代学制建立从清末到民国就经历六次修订，实践证明外来经验再好也要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形成符合自身情况的教育制度。最后，民族性对于教育的影响范围大、势力深，不但限定了教育的内置和外形，更规范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性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本民族的每一个个体，而教育作为一种有形的存在也尽可能地对每一位受教育者进行着人为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民族性的作用。庄泽宣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敏锐地发现了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用教育制度外部因素分析法鸟瞰当时的中国教育，大胆提出利用教育改造民族性的设想，努力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

庄泽宣认为教育的背景是复杂的，尤其表现在民族性差异的方面，为了观察民族性影响教育的事实，庄泽宣主张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根据民族构成的生物、地理及文化因素，从民族组合而成的种族特质方面，历史自然淘汰和文化选择方面，推求各民族的特性。在研究时以史实为依据，从中国戏剧、小说、神话、谜语、谚语、格言、联语、歌谣等分析取证，用历史追溯的眼光在教育史实中寻求例证，观察教育对于民族性的影响；并对英美德法四国民族性与教育关系进行分析，用互相比照的方法，在比较教育材料中发现民族性在教育中的反映。在经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后庄泽宣将民族性定义为“民族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之势力”是恰如其分的。民族之间只有差异而无优劣，庄泽宣认为中西民族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精神上，他指出中西民族在精神上有下列差异。

（1）中国主静，喜安分守己，西方主动，爱竞争求胜；

（2）中国主消极，故较保守，西方主积极，故较进取；

（3）中国偏重内心，以人力顺应自然，讲安心立身之道，西方偏重外物，以入力征服自然，讲格物致知之理；

（4）中国主人治，重以德服人，所以比较倾向和平，西方主法治，重以力服人，因此比较趋于武力；

（5）中国比较爱守中庸之道，西方比较易趋激烈极端；

（6）中国人有韧性而比较随便，西方人有硬性而比较彻底；

（7）中国人比较散漫，西方人比较团结；

（8）中国人生理想比较平易切实，在求眼前享乐，西方人生理想则比较来得玄虚，重在未来进步。

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可知西方世界已经具备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滞留于“中古”状态。由此出发，便抓住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西方的近代化思想和中国落后的“中古”思想的冲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的相碰撞。在以此为背景的外部因素制约下，中国的教育的近代化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相一致。他指出，利用教育改造民族性需注意到“原有民族性中何者可保留，何者必须保留，何者更须发扬光大……何者虽可培植却菲易事，何者如用某种方法或易于培植，何者虽可收效于目前却有发生流弊之可能，何者竟会遗后患于无穷”。为了做到有的放矢，他客观分析了中华民族原有民族性中的缺陷，并开出了相应的对症之药。

二

首先，中国人普遍缺乏社会意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以家族观念为中心，一切社会关系由家族亲情延伸而来，古代所谓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都是以个人与自己血缘上亲近的人为交往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发展人际圈。“社会生活中，因推家族的血缘关系，故重宗族戚党；因扩充家族的地缘关系，故重邻里乡谊”。这就造成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思维模式，在价值判断上往往以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作为评价的依据，造成社会意识和法治精神的淡漠。自二十世纪前半叶起，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强烈冲击，清政府土崩瓦解而后全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一方为各自团体利益混战不断，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对内不能肃清内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庄泽宣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性的改造是中国自立自强的前提，作为教育家他自然将目光投射到教育领域，认为教育的改造与民族性的改造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必须利用教育发扬优良民族性和改造庸劣民族性。并认为社会意识的培养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基础，教育应该着力培养社会成员特别是一代新人的团结与合作。在具体方法上庄泽宣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各学校应互相联络、通力合作，也就是学校应该打破门第观念，在学生培养上应该去除资源利用的界限比如优秀教师与先进教学设备，在统筹规划下使受教育者得到最优质与全面的教育；其次，各地方教育机关互相联络，形成立体互通的教育机关联络，有利于分享好的教育实践经验，提高教育实践水平；再次，研究机关与实施机关的联络，这就是要求提高研究的实用价值，使得先进的科学知识能够成为先进的生产力，让科研切实推动社会进步。对于当今中国虽然宗族制已经大大淡化，但“各扫门前雪”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人的社会意识还不够强大，所以庄泽宣提出的在教育领域，学校的互相交流、设备资源的共享、研究与实践的联系都可以有效祛除小团体精神，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形成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让他们离开校园后以更宽广的胸怀参与社会生活。

其次，中国人普遍缺乏科学发明。“中国民族看重自己，希望了解自身，修养内心；西洋民族偏重外界，探究宇宙，控制自然”。庄泽宣认为中国在民族性上就缺乏向外探索的欲望，对自然规律和科学发明毫无兴趣，以唯心主义态度对待外界变化，以一种混沌与自然有理的思维方式认识与改造自然世界。中国人在儒道两家思想的浸染下形成了追求内心平和及合理的幸福的心理特点，注重眼前享受的乐趣，不愿徒劳耗费精力在似实似虚的将来的人生观。对逻辑分析和科学精神的追求少之又少，加之在古代中国科学发明往往被斥为“奇技淫巧”而不予重视，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工具不及写一篇好文章，所谓“洛阳纸贵”就很能说明这种重文轻工的现象。这些都导致中国人没有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在西方民族文化中，科学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指科学知识本身，而且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的新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在希腊时代播下种子，在中古时代经阿拉伯人的培植发了芽，又经文艺复兴的洗礼，使之重新焕发生机。这种贡献在哲学上便出现了唯实主义，由唯实主义而衍生出教育学的重大变革。不久教育上的自然主义大放光明，树立起近代教育的新见解。所以庄泽宣认为科学意识的培养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要特别注重创造、发明，在学校教育上他提出三条认识：第一是应建立科学的教育方针，“不宜专重内容而应侧重方法，不宜专重理论而应侧重应用，从本地自然与产业研究出发”。这就是说在教育教学中应摒弃过去死记硬背、空洞无用的内容，教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形成自己的学习能力；着眼于实际应用领域使得中高等教育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多设研究机关，大学研究学术为主要工作之一，学术研究应予以充分自由”这是现代大学思想的体现，社会进步离不开前沿科学的发展，大学及各类科研机构是科学的摇篮，只有自由的科研环境才能不断产生先进的科学理念与技术。第三是创造精神的培育，庄泽宣认为天才是科学进步的助推剂，一个天才或许能开创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所以“多设天才学校，不受一般课程规范；一般学校的天才生不受课程及考试的束缚，如考试成绩屡列甲等的，可以免除一部分或全部的上课，某学科成绩极好的，另一科不及格不必留级或复读等”，这些措施对天才的保护与培养至关重要。另外，奖励学生自动学习，凡是能不用书本的科目，由教师指导学生搜集材料，重视观察发现及组织而不重记忆。如果科目中有不能搜集材料讨论研究必须用现成书本时，则至少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参考阅读。这些措施都是庄泽宣针对以往中国教育中的重书本重理论弊端提出的具体意见，就是今天看来也仍有重要意义，比如注重实践、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培养自学能力，等等，都是目前教育研究及实践领域的热点，虽然设立天才学校及天才生的培养稍显激进，但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也有关于天才生的特殊教育方式，由此可见，虽然庄泽宣是民国时期教育家，但他的教育思想的巨大价值不可低估。

再次，中国汉民族只有天命观而缺乏宗教信仰，在中国古代蒙昧时期有类似于原始宗教的活动，比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等，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各种思想的发展，自从汉初儒家得势以后就缺失了完整的宗教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体系。所以对于汉民族的这种思想特点庄泽宣指出：“中国人注重内心善恶，道德特别发达；西方人借助外力，价值的判断也在另一个世界的上帝，注重宗教。”中国人在家族的庇护下注重现实，在亲情中互相慰藉，对祖先进行供养，而中国人的宇宙观也是以人事为中心天道必求验于人生，与西方人虔诚履行宗教信条以求死后灵魂升入天堂而拥有共同的信仰完全不同。这种思想特点使得中国人好业乐勤，而众多个体对于自己宗族的依赖性及向心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是形成了集体思维和统一信仰的离心力。对缺乏一个强大信仰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中国而言，思想上的分崩离析和行动上的一盘散沙互为表里。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动荡就表现出了这一特点的巨大缺陷。这正是庄泽宣在总结中国民族性时有意提到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的原因。就现在的中国信仰教育依然是重中之重，因为信仰的指引作用不言而喻，所以中小学正在开展的大队辅导员进校政策就是要加强少年儿童的理想信念，在大学阶段信仰教育要改变之前僵化软化西化的趋势，使其深入人心而不仅仅是死板空洞的教条。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信仰教育就是要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种下共同的伟大理想凝聚每个中国人的力量，在实现大我的目标下完成小我的升华。

庄泽宣在《民族性与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和民族性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诚然教育可以对民族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塑造，但其本身亦受到民族性的制约。从世界范围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因为教育的改造使其变为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国家或民族，这从殖民地就可发现，即使被长期殖民的地区其民族性最多混杂一些殖民国家的特点，但绝不会完全丢弃自身固有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就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民族性的局限性，不能妄想另外设计一套看起来完美的民族性并期望可以通过教育完全变为现实。然而他又指出：“利用教育来改造民族性虽然受一定的限制，在历史悠长、土地广大、地方分权的国家虽然不易发生效力，但并不是不可能，尤其在适应新环境的紧急关头更是必不可少。”庄泽宣客观的民族性观点更可取，即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我们不能因一时的成败就臆断一个完全正确、一个彻底错误。在民族性的某些特点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时，我们要理性地认识科学分析，对自身民族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培育和发展出越来越合理与进步的民族性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3]沙香莲.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李运昌，李文英.庄泽宣比较教育思想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5]陈伟，郑文新.教育中国化：论庄泽宣的比较教育思想[J].学术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