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拉开窗幔，金色的阳光，射满了室内，轻微的晓风，像香醇的美酒一样沁人心脾，这是一个醉人的清晨。”写下这段优美文字的人，是一位青年，时年仅23岁，酷爱读书和看电影。

军校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如巴金的《生之忏悔》、小仲马的《茶花女》、朱湘翻译的《番石榴集》、郑振铎的《欧行日记》、易卜生的《集外书简》、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书籍;他长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当我们后来从他的日记里读到“夜，独对孤灯，听敲窗苦雨，心中不免有无尽感怀”“薄暮，在湖滨的高楼，凭栏小憩，看丝丝细雨，随风飘坠湖心”时，很难将这位多愁善感的主人公与抗日空战英雄联系在一起。

他曾将珍藏的11件抗战文物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其中，记录他1936年10月至1940年9月13日的《飞行日志》等陈列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经他的后人整理，《抗战飞行日记》于2011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他的名字叫龚业悌。

3次拒婚誓死卫国

龚业悌，1914年10月2日出生，湖南湘潭人。父亲龚德任做过小学教员、政府小职员。父亲十分爱国，常教导他：“国与家像唇齿之相依，唇亡则齿寒。国破则家亡，人也要做亡国奴，亡国必遭灭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男儿当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还。”这一切，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由于家境清贫，难以负担学费，龚业悌读了1年高中后，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靠每学期考第一名免学费来维持学业。1934年，中央航空军官学校到湖南长沙招生，龚业悌报名并被录取。经南京中央军校军训半年，他于1935年5月1日正式进入中央航校第六期甲班学习，于1936年10月12日毕业。

龚业悌毕业时本来可以留校当教官，但他选择了去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见习飞行员。刚毕业的那段岁月，是龚业悌一生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日子。每天除了随部队训练外，就是看书、写信、记日记。偶尔，他还会与队友进城聚餐或看一场电影。

这时，他的父亲来信，嘱咐他利用放假的时间回老家，与他原本认识、肄业于湖南大学化学系的一位叫“令娴”的姑娘订婚。但龚业悌拒绝了。他在当天的日记（1937年2月5日）中写道：“我感觉前程虽然远大，生命却如飘萍，我绝不愿陷害一个这样有望的女子。”

不久，他的战友想将一位在江西萍乡女中读书的女子介绍给他，他不好当面拒绝，便去信婉言回绝：“我的生命是宛如飘萍，我可怜世间一切的可怜的女子，我不能使一个可怜者更陷于可怜的境地，在这一生里，我没有能力保障一个女子能得到她终生的幸福，所以我只能做到一般朋友的境地……”后来，他又婉辞推却了一位17岁少女对他的追求。

对于婚姻问题，龚业悌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婚姻并不是现在所需求的，事业才算是我唯一的生命。”“婚姻，我无瑕憧憬，更不希求。”他明白，作为一名军人，自己的职责是打仗，是保家卫国。他曾在193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黄花岗72烈士殉难的纪念日，都休假纪念一天。我们回溯先烈悲壮的牺牲历史，环视着我们现在的周遭，心中泛起一层奋发激昂的波纹并充满着前进的勇气，或许在未来创造的历史里，将记有较这更壮烈的我们的一页牺牲史，我们应该准备着。”

这就是龚业悌为什么把自己称之为“飘萍”，这就是龚业悌准备为之奋斗的“事业”。他早就做好上战场牺牲的准备，他不想有牵挂，他也不想连累别人。

从“8.14”到“2.18”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空军当局立即拟定了华北作战计划，拟将空军主力部署于石家庄至德州一线。22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我空军驻华北的兵力部署计划，准备除留少数部队防御南京（战斗机2队）、南昌（战斗机1队）、广州（战斗机1队）等地之外，将空军主力17个中队，共140架飞机开赴华北前线与敌作战。

8月7日，龚业悌所在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奉命从驻地南昌出发，移防周家口。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当天下午2点，航委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急令驻华北的空军部队南下。其中，要求第4大队于次日黄昏之前，必须到达预定出击地——杭州贺桥机场。各大队长（第7大队长除外）于第2天10点前赶到南京，接受战斗任务。

8月14日下午1点，龚业悌所在的第4大队第21中队在队长李桂丹的带领下，率先从周家口起飞，随之，第22、23中队也先后起飞。

当天，天气异常恶劣，江浙沿海一带阴雨密布，并伴有降雨。经两个多小时的艰难飞行，第21中队的所有飞机（9架）安全降落在贺桥机场。正待停机加油时，突然响起了紧急警报，刚从南京赶回来的大队长高志航立即下令：“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已加好油的5机，在李桂丹率领下（除李之外，其余4人为分队长谭文、队员柳哲生、王文骅、金安一）当即升空。分队长王远渡、队员龚业悌、张效贤、刘署藩则在停机线上焦急地等待加油。高志航随后也驾机升空，指挥作战。

此时，突然从云缝里钻出1架敌机，投下2枚炸弹即向东逃。龚业悌猛将油门一推，第一个起飞向东追击。在2000米的高度，眼见敌机将要钻入云层逃离，龚业悌向敌机射出一连串子弹。这是他首次参加对日空战，向敌机开的第一枪。但因距离过远，未能击中敌机。龚业悌加大速度追击，并继续向云层上端爬升，当升至3000米高度时，发动机突然停止转动，没油了。他赶紧将飞机转向180度，对正机场，向下滑翔，平安地降在机场中央。

由于机场被炸，人员已疏散，无人给他送油来，龚业悌错过了继续杀敌的机会。

空战结束，第4大队奉命全部调往南京。

17日，中国空军出动44架飞机，分别由孙桐岗、董明德、杨鸿舞、刘粹刚、李桂丹率领，分6批飞往上海，轮番轰炸日军阵地和司令部。战斗机挂弹执行轰炸任务，这对龚业悌来说，还是头一次。他成功地将6枚18公斤重的燃烧弹、2枚25公斤重的破裂弹投到日军阵地上。但他的飞机也被日军地面高射炮击中4弹。

次日，龚业悌又随队轰炸日军在上海的3处阵地。

19日，龚业悌随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王远渡等人执行完掩护第2大队飞机到花岛轰炸日军航空母舰任务后，在返南京的途中，突然发现1架敌机在他的飞行下方飞行。于是他向这架敌机俯冲下去，渐渐地，两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连敌机后座机关枪手的脸部都看得清楚。说时迟，那时快，龚业悌瞄准敌机左边的发动机，射出一串流弹。龚业悌又瞄准敌机的驾驶舱，还没来得及射击，就看见敌机冒烟，机身下滑，坠落在一块水田中。后来，有关方面在这架被击落的战机中，缴获敌机飞行员所佩臂章一个和护身符3张，并将它们都交给了龚业悌。

8月24日傍晚7点，敌机7架轰炸了南京机场。敌机去后，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亲临机场，视察被炸后情况。

8月27日上午10点，蒋介石来到机场，为所有参战的飞行员鼓劲，并发表演说：“现在我们已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每人应该要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来。这一次战争胜，我们便存;败，我们便要趋于灭亡。”

9月2日下午3点，龚业悌驾机随所在中队在上海上空巡逻时，遭遇敌机，双方发生混战。龚业悌2次为被敌机追击的战友解难，又2次向敌机发起对头撞击行动。是役，龚业悌击落敌机1架，坠于江湾，他的战机发动机也中敌弹1发。回到地面，龚业悌将作战情况向副总指挥作了汇报，副总指挥当即转告在场的航委会顾问陈纳德，陈纳德连称：“好！好！”

9月18日，是“9.18”事变爆发6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中国旧历的中秋节。为了彰显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航空委员会决定集中空军主力，主动出击日军在上海的各处阵地。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亲临南京大较场指挥。

晚上6点30分，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领龚业悌、柳哲生、李有干、巴清正、王远波等6人驾机从南京大较场机场起飞，每机携带炸弹6枚，于晚7点40分，抵达目标上空，开始投弹。任务完成后，龚业悌第一个飞回基地。当他向总指挥周至柔详细汇报完战斗情况后，指挥室里一片欢腾。

接着，中国空军的第2、3、4、5、6批飞机又相继起飞，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9月21日，龚业悌所在大队奉命将防务全部交给第5大队，他们将远赴兰州，去接收苏联援华的新飞机。9月28日，龚业悌等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并开始接收苏联军事专家的培训，掌握和熟悉苏联援华飞机的各种性能和飞行技术。

1938年2月7日，龚业悌离开兰州，经西安，于次日抵达襄阳，与先期到达的队友汇合。

2月14日晚上，第4大队召集分队长以上的人会议，宣布下一步将参加武汉方面作战的消息，并提出要求：1、作战时每人应抱最大决心;2、队形规定E-16在上层，E-15在下层，联合作战;3、作战时贵在联络合作，大队作战应留1中队在上层掩护。中队应留1分队在上层掩护。

2月17日，龚业悌所在中队飞抵汉口。次日，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被叫醒，称已得到敌机将来袭的情报。他们摸黑上了自己的飞机，试好发动机的温度，保持极小的转速，等待信号，以便及时起飞。

龚业悌在飞机上足足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等到起飞的命令。原来，有一批敌机向湖北方向飞来，但它们的目标不是武汉。这批敌机直接入川，并首次轰炸了重庆附近的广阳坝机场。

午后，龚业悌与他的战友们终于接到起飞的命令。按照战前的部署，龚业悌所在的中队应该担任全大队最高层的防御任务。刚起飞10分钟，中国空军的飞机升高还不到2000米，就发现大群敌机由东而来，高度在3000米以上。很快，敌机就向最早起飞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俯冲攻击下来。双方的飞机立即缠斗在一起，由大队长李桂丹亲自率领的第22中队，在空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龚业悌所在的第21中队赶紧向上拉升，以争取更佳的攻击高度。这是龚业悌自换装苏制E-16战斗机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对日空战。他从高空向1架敌机俯冲下去。由于俯冲速度超过了每小时500公里，射击时瞄准镜发抖，极难瞄准。他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

在混战中，敌机渐感不支，一些敌机开始脱离战斗，向东逃逸。分队长王远波率龚业悌、王特谦形成的3机编队按战前布置的任务，向逃敌发起追击。他们在一段连绵小山和丘陵上空追上1架敌机，共同将它击落。这是龚业悌自抗战以来击落的第3架日机（与队友合作）。

此后，龚业悌又随部队飞周家口、归德（今河南商丘）、信阳、南昌等地，执行各项作战任务。

一座让他难以忘怀的城市

当龚业悌第一次乘机从空中鸟瞰重庆。他日记中写道：“重庆的市街，从我们的右翼下擦过去，看来市塵商业都是极繁衍的，我们应歌颂这万顷的江流，不是她，在这万山穷壑固住的城邑不会有这样的景象的。”1939年初，龚业悌随部队来到重庆。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出动45架轰炸机，从汉口基地远袭重庆，这是其海军部队首次空袭重庆。

11点20分，重庆防空司令部收到涪陵方面报告，敌机多架，由东向西飞行;12点30分，再接酉阳报告，敌机两批各18架，向西北方向飞行。12点45分，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10分钟后，又发出紧急警报。

中午1点17分，敌机从东北方向侵入重庆市区进行轰炸。但让敌机万万没有想到，从天空中突然出现中国空军的37架战斗机，向他们发动了迎头攻击。

空战中，已升职担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分队长的龚业悌，率领僚机勇闯敌轰炸机群形成的密集火网。他先后向敌机群发动了7次攻击，将2架敌机打得冒烟，并追敌至丰都，却不幸中弹，被迫跳伞。

天上突然掉下一个“活人”来，这对丰都当地村民来说，还是自古以来的“头一遭”。由于听不懂龚业悌的湖南话，村民误以为他是日本人，把他绑起来。后弄清楚他的身份后，将所有搜去的东西全部送还，并用滑竿将他抬往医院。消息一经传开，远近的市民都赶来，想亲眼看一看这位空军英雄是啥样子。离开丰都那一天，当地居民更是倾城出动，为他送行。

龚业悌也因“5·3”英勇作战，光荣负伤，而荣获航委会记功1次，颁伤荣臂章1方。

“5·3”重庆空战，敌机被当场击落两架，剩余飞机全部被击伤。遭此打击，在以后全年的对重庆大轰炸过程中，敌机竟不敢白天来犯，而选择在黄昏或夜间偷袭，以逃避我空军的打击。

进入1940年4月，笼罩在重庆上空的大雾渐渐散去，敌机又恢复了对重庆的轰炸。这座山城再次陷入被荼毒的苦难日子里。

4月15日、24日、25日、30日，敌机连续4次对我驻防重庆周边地区的白市驿、广阳坝、遂宁、梁山空军基地进行轰炸，企图摧毁中国空军的抵抗力量。

龚业悌曾驾驶编号为7225的E-15战斗机，参加了24日的空战。但因这几次空战都是在夜间进行，难以捕捉敌机，故效果不佳，未能击落敌机。

5月21日，敌机54架分3批对白市驿、广阳坝机场进行轰炸。是日，中国空军一共起飞10架E-15战斗机、4架霍克Ⅲ战斗机升空迎战。龚业悌所在中队除他之外，还有范金函、王廷龄、吴振猷3人参战。他们全部使用的是霍克Ⅲ战斗机，龚业悌驾驶的战机编号为69。当天晚上10点46分和次日凌晨零点32分，我霍克Ⅲ战斗机队和另两架E-15战斗机，分别在白市驿机场西南角上空与来袭的敌机相遇，当即向其发起攻击。据23日发行的《国民公报》报道：“敌机队形散乱，胆寒心碎，毫无斗志，向高空遁窜，希图避开我空军交织之火网，但仍遭我空军反复攻扑，敌机2架当即重创逃出。其余敌机于慌乱中，投弹郊外荒地后狼狈遁去，我方毫无损失。”

5月26日，敌机102架（含3架侦察机）空袭重庆。中国空军一共起飞4架E-15战斗机、2架E-16战斗机、4架霍克Ⅲ战斗机升空拦截。龚业悌驾驶的是编号为64的霍克Ⅲ战斗机。中午1点45分，我机分别在白市驿机场和化龙桥上空发现敌机，并展开攻击。同时，高射炮部队亦予以有力配合，第45团第2、3、5、6连续开火，在低空形成了密集的大网。龚业悌所在的霍克Ⅲ战斗机编机，从化龙桥上空接敌，一直追击敌机群至南川附近才折返。

是役，我空军击落敌机两架。

5月30日，敌机27架空袭重庆。中国空军一共起飞7架E-15战斗机、8架霍克Ⅲ战斗机、3架霍克75战斗机作战。敌侦察机发现我空军防备较严，指引其轰炸机至合川投弹20余枚，藉以表示已行投弹，引诱我空军的飞机前往，然后转向綦江、南川一带盘旋，伺机袭渝。我空军至始至终未上其当，敌机转而轰炸广阳坝机场后离去。

这一天，龚业悌驾驶的战斗机是编号为67的霍克Ⅲ，他与他的战友们成功地将敌机拦截在重庆市空之外，让重庆市民免遭敌机的残酷轰炸。

6月10日，敌机126架分4批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分别在璧山、涪陵和长寿上空击落敌机2架、2架和1架。龚业悌与他的战友在空战中联合击落敌机1架。

6月12日，敌机117架分4批空袭重庆。在当天激烈的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敌机7架，其坠落的地点分别是：南充城厢北部1架;忠县汶溪镇2架;万县瑞池场2架;南川1架;涪陵西南郊1架。期间，我空军勇士陈梦锟见被其射击的敌机屡击不坠，心中大怒，即以所驾驶的战机向敌机猛烈冲撞，将敌机右翼撞断，坠落下去。而陈梦锟则驾驶左翼受重伤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

是役，龚业悌因与队友合作，击落敌机1架，而奉重庆第一路空军司令部“二九·六·二八礼渝字第三·二”号训令，传令嘉奖2次。

7月4日，敌机89架分3批空袭重庆。中国空军起飞15架E-15战斗机、6架E-16战斗机、9架霍克Ⅲ战斗机、1架霍克75战斗机升空拦截。我机群曾在沙坪坝一带发现敌机，但因高度不够，仅周志开和伍国培驾驶的飞机对敌发动了有效攻击，其余我机均未能攻击。

是役，龚业悌所在中队全部换装E-16战斗机，他驾驶的战机编号为7511。

7月9日，敌机90架分3批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共起飞12架E-15战斗机、2架E-16战斗机、7架霍克Ⅲ战斗机迎战。据次日发行的《新华日报》报道，我空军击落敌机4架，其坠落地点为：陈家场2架、上元场1架和垫江1架。

是役，龚业悌驾驶的是编号为2407的E-16战斗机。

7月31日，日军陆军航空队36架轰炸机，自运城起飞;日军海军航空队81架轰炸机，自武汉起飞，空袭重庆。另有侦察机多架先后伴随，飞渝监视我机行动。我空军第4大队E-15战斗机21架，于12点15分在白市驿机场起飞，分两编队，由郑少愚、陈盛馨各领1队;霍克Ⅲ8架于12点18分在广阳坝机场起飞，由范金函领队;E-16战斗机7架于12点25分在白市驿机场起飞，由龚业悌领队，各自在重庆市上空警戒。

此时的龚业悌，已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的副队长，全队使用的是E-16战斗机，他驾驶的战机编号为2407。龚业悌率领的E-16战斗机编队首先在铜梁上空与敌机遭遇，发生猛烈空战。随后，我E-15战斗机编队闻讯赶到，亦投入战斗。这次，龚业悌遇到的敌机是来自运城的日军陆军航空队的36架轰炸机。在遭遇我军拦截后，敌机只好将炸弹胡乱投在当地即折回。由于油量有限，龚业悌编队未追击敌机群，而是飞到遂宁机场加油和补充弹药。

下午，龚业悌又率队返回重庆上空，与来犯的敌机再战。

是役，根据当天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我空军曾击伤敌机多架。而次日发行的《国民公报》则报道，击落敌机5架。龚业悌率领的第24中队在空战中最为英勇，其牺牲也最大，飞行员王云龙和陈少成阵亡。

8月11日，敌机90架分两批空袭重庆。另有侦察机多架，在重庆市上空盘旋，骚扰我空军。中国空军共起飞16架E-15战斗机、6架E-16战斗机、7架霍克Ⅲ战斗机迎战。龚业悌率领本队的4架战机于12点25分，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半小时后，即与敌机在北碚上空相遇，发生空战。

此次空战，龚业悌驾驶的战机编号为2407。

是役，据当天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我空军击落敌机两架，击伤数架。而据次日发行的《新华日报》报道，击落敌机5架，其坠落地点分别是：石柱玉皇殿2架、丰都弹子台1架、涪陵白果铺1架和利川北郊1架。

8月17日，龚业悌与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将敌机阻拦在重庆市区之外。

9月13日，这一天正是龚业悌入川的2周年纪念日。他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空战。在与敌“零式”战斗机的激烈空战中，他驾驶的7533号E-16战斗机左翼中敌2发机炮、左前方机身因炮弹爆裂炸伤多处，机身前上方中敌2弹，滑油箱中敌1弹。身负重伤的龚业悌仍坚持将飞机飞回遂宁基地。

“9·13”璧山空战后，龚业悌因伤残再也无法飞上蓝天。在重庆空军医院疗伤期间，他获取了护士长聂夔君小姐的芳心，两人相爱，后在成都结婚。

1949年，龚业悌在重庆参加了“两航起义”，任“护产委员会”主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民航西南分局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组织当地人民捐资捐物，用于向苏联购买飞机大炮。文革期间，在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工作的龚业悌受到冲击和迫害，直到1978年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1980年，龚业悌出任沈阳市政协委员、常委。他将后半生致力于促进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收集、整理曾经参加抗日空战相关人士的资料，并将自己保存的珍贵资料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

1996年12月29日，龚业悌在沈阳逝世。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