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关中的唐朝十八座帝陵中，高宗乾陵、睿宗桥陵形制最为规整，设施最为崇厚，气势最为宏伟。睿宗桥陵之所以冠绝诸陵，是由众多因素综合促成的。唐睿宗为君为人的美德风范，足以让嗣君、儿子李隆基修建等级最高的陵墓来感念和缅怀;李隆基天性忠孝仁厚，重情重义，孝父爱兄，为其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同时，唐玄宗为其父营建形制规整的陵墓，也是其奉行社会教化治国理政思维，弘扬儒家孝道思想，促进社会和谐有序、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开元时期国势鼎盛，物资丰裕，为建造规模宏大的桥陵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

关键词：唐睿宗;桥陵;唐玄宗;社会教化;开元盛世

中图分类号：K24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109-04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2013年人文社科项目“桥陵历史文化意蕴研究”（13SKZD001）;渭南师范学院2013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构建我校历史学专业学生以桥陵为中心的秦东地区教学参观基地的探索与实践”（JG201303）。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关中平原的渭水之北、北山之阳，西起乾县梁山、东北至蒲城金粟山约140公里的山带及其南麓，坐落着唐朝十八座帝陵，俯瞰广阔富饶的关中平原，与巍峨秦岭遥遥相望，后枕群峰起伏的北山峰峦，蜿蜒如蟠龙，恢宏壮丽，气象万千。其中尤以高宗乾陵、睿宗桥陵形制最为规整，设施最为崇厚，气势最为宏伟。诗人杜甫曾写下了“先帝昔晏驾，兹山朝百灵。崇冈拥象设，沃野开天庭”[1]2264的诗句咏叹桥陵，其中缘由，耐人寻味。高宗乾陵，姑置不论，本文拟就睿宗桥陵冠绝诸陵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笔者以为要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妨以考察陵主以及决策建陵者其德其行为切入点，即君临天下的陵主唐睿宗李旦为君为父的道行涵养，是否值得后人花费巨额财力为其建陵;同样君临天下决策建陵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君为子的品性德行，有无孝心举全国之力为其父建造天下无二的陵墓。当然，充沛的财力储备，也是建造所费不赀的帝陵之重要前提。笔者将循着这一思路，试图揭开睿宗桥陵冠绝唐陵的奥秘。

一、唐睿宗淡泊无为、致虚守静的志向人格，明于识人、适时禅位的高风亮节，使嗣君唐玄宗有足够的理由为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以感念缅怀先帝、乃父的懿德风范

唐睿宗李旦，系唐朝第五代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后所生第四子，玄宗李隆基之父。李旦曾两次登上皇帝宝座，统御海内，但时间都不很长，于文治武功、治国安邦方面乏善可陈，建树甚少。但其拥有洞明世事、淡泊无为、致虚守静之品格。史载睿宗“志尚无为，捐兹俗务”，[2]373“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3]6664“致虚守静，用遂其真志”。[2]228不图富贵，曾三让皇位，“崇高富贵，本非所重，故三为天子，三以天下让”。[2]228“囊为皇嗣，尤为皇太弟，皆辞不处”，[3]6664但求“闲居大庭，缅怀汾水，无为养志，以遂素心”[2]227的“清闲”[2]221生活，这一低调淡定、超然物外的处世风格，使得李旦能在武后去世后宫变接踵、云谲波诡、政局纷乱的凶险关头得以全身，毫发未损，所谓“温厚柔巽，全身于刑杀横行之日”，[4]750“恭俭退让，竟免于祸”。[5]152

尤为难得的是，唐睿宗长于明察形势，关键节点上头脑清楚，选定英姿勃发、鹤立鸡群的三子李隆基为太子，并适时禅位退居太上皇，防止了强势跋扈、咄咄逼人的太平公主图谋许久的宫廷政变，为结束持久动荡纷乱的政局，进而为李隆基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唐朝全盛时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病危之际发布的“遗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后事的安排上，也可看得出唐睿宗确系一位开明君主：

朕闻古之建皇极承大序者，虽创业垂统，则至公之器，固不可违;而居常侍终，则必至之期，固不可易。况朕以薄德，累承圣绪，常愿致虚守静，用遂其真志。於崇高富贵，本非所重，故三为天子，三以天下让。盖从人之欲，方御於万邦，知子既明，复传於七庙。爰命皇帝，寄之司牧，观其体自舜禹，以成厥政，则朕窅然汾阳，无负於时。何尝不问寝以侍膳，候颜而顺色？孝已达於神明，爱已兼於君父，成朕之志，何庆如斯？然朕顷感旧病，欻焉大渐。圣贤共尔，修短其分，古无不殁，同谓之归。付讬得人，夫复何恨，属纩之后，三日便殡，以日易月，行之自久。厚葬伤生，可以深诫。其丧纪及山陵制度，一依汉制故事。社稷务重，皇帝不可谅闇自居，小殓之后，宜即别处视事。军将及岳牧等，所在发哀，并不须来赴。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无违朕意，主者施行。[2]228

不言而喻，唐睿宗“恭俭退让”“致虚守静”“温厚柔巽”的美德风范，足以让儿子李隆基发自内心要修造气势磅礴的陵墓，来永久感念和缅怀先帝、其父的懿德风范。

二、唐玄宗李隆基，天性忠孝仁义，事父以孝，待兄以悌。为父营建等级最高、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也是在其孝心驱使下做出的自然选择

李隆基系唐睿宗第三子，姿貌俊美，才华横溢，“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6]165“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5]121作为亲手缔造开元盛世和不慎酿成使唐朝遭遇灭顶之灾的安史之乱的李隆基，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前后判若两人，充满了戏剧色彩，饱受后人赞许和诟病，但始终不变的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是孝敬父亲、友爱兄弟的浓浓亲情。

李隆基秉性“仁明孝友”。[3]6662为太子时，“仁孝因心，温恭成德，深达理体，能辨皇猷”，[2]217“孝而克忠，义而有勇”，[2]219兼具“文武仁孝之德”与“父子君臣之道”。[2]228-229即位后，仍固守忠孝仁义，奉之为事父待兄的基本准则。父亲睿宗健在时，李隆基克尽为子之责;睿宗去世后，李隆基对父亲的缅怀思念与日俱增，开元十七年（728）十一月，李隆基先后拜谒桥陵、定陵、献陵、昭陵和乾陵，拜父亲桥陵时，“望陵涕泣，左右并哀感”，[6]194并“见金粟山岗有龙盘凤翥之势，复近先茔，谓侍臣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6]235可见，李隆基对父亲不管生前死后，都能恪守为子之道。抑或是受李隆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其子李亨（即唐肃宗）“自幼仁孝”，[2]373“早承圣训，尝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负荷”，[2]458对其父李隆基也孝敬有加。

论及李隆基友爱兄弟，更是先王鲜有。李隆基兄弟六人，依次是宪、撝、隆基、隆范、隆业和隆悌，分别出自睿宗六位后妃。幼弟隆悌早夭，李隆基与其他兄弟四人亲密无间。早年同游同学，形影不离，朝夕相伴，“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6]3013李隆基登基后，手足之情弥笃，听朝理政之余，常与兄弟四人一起讲武论诗、饮酒博弈、吹笛弹琴、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游猎捕鸟等，其乐融融，或不时于四人赏赐金帛，关爱备至。“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7]56“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撝、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后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6]3011“诸王每旦朝与侧门，退而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武论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3]6700甚至责成有司，特地缝制“长枕大被”，五人同衾共枕，“欢娱共被”，[2]227并赋诗“鶺鴒颂”，假须臾不离的鶺鴒鸟，比喻其兄弟“连枝同荣”[1]41的骨肉之情，一再表示“愿与兄弟等同享长龄，永无限极”。[2]444

薛王隆业以“孝友”闻，玄宗“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疗，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鴒原鸟再飞。’”[8]85开元十四（726）年岐王隆范病故，“上哭之甚恸，辍朝三日，为之追福手写《老子经》，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劝谕，然后复常。”[6]3017

兄弟四人中，李隆基对长兄李宪尤为敬重，对李宪待遇也最见优渥，除了李宪将皇位让予他的基本原因外，还有李宪特有的谨言慎行、“温良恭俭”[2]239的人格风范，赢得了李隆基对他的格外恭敬和关爱，赞其为“人之师表”。[2]239“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6]3012李宪患病时，李隆基“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6]3012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李宪病故，李隆基“闻之，号叫失声”，[6]3012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左右皆掩涕”，[6]3012不仅亲为李宪追谥，云“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敬追谥曰‘让皇帝’”，[2]279且写下了饱含深情、文情并茂的悼文。

李隆基如此友爱兄弟，可称古今少见，所谓“天子友悌，近古无比”，[6]3011“近世帝王莫能及”。[3]6700

上述事实表明，李隆基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上已完全撇开了君臣礼节，在事父、事兄方面一如家人，堪为典范。兼有至高至尊身份的皇帝与为人之子双重角色的唐玄宗，为父营造规模浩大的陵墓，实在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和与生具有的孝心的自然流露，也是对其孝心、孝举的生动诠释。

三、唐玄宗注重社会教化，重视用儒家典籍、佛教、道教教义教化臣民，移风易俗，导人向真向善，明理守法。而为父营造设施崇厚的陵墓，无疑也是唐玄宗注重社会教化、弘扬儒家力倡的孝道文化的具体体现

注重社会教化，实现社会和谐有序，长治久安，是唐玄宗治国理政的基本思维。开元十年（722）九月，唐玄宗宣示天下：“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6]184为此采取了诸多努力。

一是重视用儒家典籍、佛教、道教教义教化臣民，淳化风俗，导人包容共济，向真向善，明理守法。他以为“礼乐刑政，所以经邦国;圣智仁义，所以序人伦。使之废绝，未知其旨”。[2]438“道为理本，孝实天经，将阐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2]360“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2]405“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就是说经国安邦，治世牧民，“化人成俗”，必须依靠儒家的仁义礼乐思想，特别是鼓吹孝道的儒家典籍——《孝经》，以此陶冶臣民情操，淳化风俗。鉴于“《孝经》旧疏，虽粗发明幽晦，探赜无遗，犹未能备”，[2]360唐玄宗决计“亲自训注，垂范将来”。[2]405注解《孝经》时，唐玄宗忧虑“至赜难明，群疑未尽”，[2]354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力求“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综，理亦条贯”。[2]445《孝经》注本完成后，于开元十年（722）六月“颁于天下”。[6]183天宝三载（744）十二月，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6]218旨在“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2]444又鉴于道家典籍《道德经》“后来注解，歧路增多，既失本真，动生疑误”，唐玄宗亲注《道德经》，“推校诸家，因之祥释”。[2]402同时还注解佛教著作《金刚经》，并将注好的《道德经》《金刚经》也颁行天下，使“三教无阙”，[2]408相得益彰，合力教化民众。

二是抬高孔子社会地位，“美政教，移风俗”，使人人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

玄宗以为“宏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故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陵并旧宅庙，量加人洒扫，用展诚敬”。[2]347开元十三年（724）十一月，玄宗又驾临曲阜，“幸孔子宅致祭”。[3]6767

三是为前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及各类先贤置祠祭祀，旌表当世孝弟、异代义居、隐居不仕、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楷模，为世人树立立身行事的标杆。天宝七载（748）五月，诏令“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弥高者，亦置祠宇致祭。赐酺三日”。[6]222“三皇已前帝王，宜于京城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创业之君，皆经济艰难，戡定祸乱，虽道谢于往古，乃功施于生人，用率典章，亦从禋祀。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县，量置一庙，以时享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宇，量事致祭”。[2]429要求郡县长官逐遍祭祀属地的帝王、先贤祠庙陵墓，年久失修者要妥加修缮，禁绝于陵园附近滥伐乱采，“名山大川及诸灵迹，并自古帝王及得道升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有祠庙者，各令郡县长官逐便致察。其有陵墓屋宇颓毁者，量事修葺，合应禁樵采，宜申明捉搦”。[2]434对各类先贤置祠祭祀的同时，唐玄宗也不忘对当世各类楷模的表彰，如“士庶间，众推孝弟，异代义居，高尚确然，隐遁岩穴者，委采访使博访闻荐。其孝义之人，已经旌表，雍睦无易，纯至有终，著美乡闾，深可嘉尚，各赐勋两转，以彰德行。”[2]435-436开元十七年（729）十一月，“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终身勿事”。[5]134意在为世人树立做人做事的标杆。

四是尊高年，恤孤弱，培育敬老扶弱的社会风尚。唐玄宗十分重视营造敬老扶弱的社会氛围，“高年给侍，义存养老，因时定式，务广仁恩。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宜各给一人充侍，任自拣择。至八十已上，依常式处分”。[2]432并给年长者赏赐粟帛，“百岁已上赐绵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绵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绵帛二段，粟两石”。[2]434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诏令“高年粟帛，孝子顺孙终身勿事”。[5]130同时救助鳏寡孤独无依者，“鳏寡茕独乏绝者，量加赈给”。[2]435

五是刑法宽简，赦免罪犯。唐玄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刑法“从宽”。他以为“唐虞省刑，画冠不犯，秦汉制法，密网维烦，理乱之源，得失斯在。朕常想淳古，务崇敦朴，刑期不滥，政协无为。岂惟守于升平，庶有臻于大道”，要求“顷者详诸条目，已从简易，至于结断，尚虑深刻，所贵从宽，示其知禁。宜令中书门下与刑部大理寺法官审更详定。法律之间，有所不便者，具条目闻奏”。[2]432为了践行刑法宽简理念，彰显怀柔之策，屡次赦免罪犯，“自天宝八载闰六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2]431“自天宝十三载二月九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2]435

唐玄宗推行社会教化的种种尝试，显然收到了预期效果，一个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关系融洽的盛世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2]431“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番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卷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駢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为冠带百蛮，车书万里……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革。”[6]236“自古以来，百王垂范，文明濬哲，孝友宽仁，岂有如我开元之盛也”。[2]493在此背景下，唐玄宗为父营造设施崇厚的陵墓，藉以弘扬儒家孝道的良苦用心，便不难理解了，不妨说它也是唐玄宗推行社会教化之又一举措。

四、开元时期国势鼎盛，物资丰裕，为唐玄宗给其父建造形制规整、气势超群、冠绝诸陵的陵墓，成全唐玄宗的一片孝心，提供了强大的财力基础

当武后去世后，宫变接踵，政局纷乱，时势凶险，宗戚人人自危，李隆基也不例外，《大唐新语》卷2载：“龙（李隆基）潜藩邸，备历艰危。”[8]27面对韦后、武三思、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党人专权乱政、买官鬻爵、祸国殃民，李隆基联袂太平公主，“仗义行诛，一夕之间，戡定祸难”，[2]221使局势转危为安。然好景不长，继而太平公主又专权跋扈，横行无忌，培植党羽，伺机政变，行废立之举，势如千钧一发，李隆基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党人一网打尽，结束了持续动荡纷乱八个年头的政局。

李隆基即位后，“励精为治”，[3]6690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感，大刀阔斧改革唐朝近百年来社会积累的各种弊端。一是刷新政治，任贤使能，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张九龄、李元紘、杜暹、韩休、毕构、李杰等，“皆一时之选”，[9]47尽得重任，各就其长。特别是名臣姚崇、宋璟，全力辅佐唐玄宗，强势推进改革，“璟

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讬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遗风。”[3]6652“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服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3]6725虚怀纳谏，“大开士路”，[10]44“忧勤国政，谏无不从”。[10]51二是抑奢崇俭，鉴于“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伤风败俗，为弊良久”，故严厉申饬“珠玉锦绣，概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於腰带及御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妇人衣服，各随其夫子。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成段者官为市取。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2]300三是抑制佛教，发展生产。

经过玄宗君臣的同心勠力，开拓进取，改革整顿，一扫前朝积弊，并在高祖、太宗、高宗以来几代人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把唐朝推向巅峰，出现了被封建史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开元盛世。“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5]1346“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11]41至“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12]66“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3]6893“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6]2087亲历盛世的诗人杜甫，更是饱蘸笔墨，热情讴歌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1]2328-2329

面对富庶祥和的盛世景象，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不禁发出了“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的慨叹。[4]759

不言而喻，开元年间的强盛国势、雄厚财力及充裕的物资储备，为李隆基决策建造规模气势、形制设施冠绝唐朝帝陵的桥陵、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提供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气势磅礴、冠绝唐朝帝陵的睿宗桥陵的成功建造，绝非偶然，是众多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唐睿宗淡泊无为，超然物外的赋性，一意追求闲适清静，绝弃俗务生活的志向，洞明世事、适时退位的美德，足以让嗣君、儿子李隆基修建等级最高的陵墓来感念和缅怀先君、其父的懿德风范;素怀忠孝仁义禀赋的李隆基，重情重义，孝敬父亲，友爱兄弟，为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天性驱使下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正常选择;一向把注重社会教化，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长治久安，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思维的唐玄宗，为父营建形制规整的陵墓，也是其弘扬儒家孝道思想，推崇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开元年间国势鼎盛，财力雄厚，物资丰裕，使得为唐睿宗建造规模宏大，冠绝唐朝诸帝陵的桥陵，成全唐玄宗的一片孝心，完全有了可能。这四个因素的合力作用，最终造就了中国帝陵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桥陵的横空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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