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峰

王振川的人物传记新作《于成龙传》，以一种他惯有的平和自然的叙述风格，娓娓道来，清新明快，近20万字的大块头，让我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不知不觉间就读完了，仍觉意犹未尽，余味绵长。

首先从叙述角度上说，这部有关清官于成龙的传记作品，既有别于故事性很强、框架宏大的人生大传，也有别于那种撰述者主观见解特别凸显的一生评传，而是有点像中华书局出版的校注、点评本《资治通鉴》的效果。当然，作者并没有让文内充满了句注、脚注或尾注，以及镶嵌于文中、篇末的独立点评句段，给读者一种阅读上的阻隔与艰涩之感，而是结合自己的见山说山、遇河说河的叙述口气从容转换的特点，以介绍传主于成龙的生平事迹为脉络，把与之相关的家族传承、时代背景、科考常识、官场规制、环境背景等理应加注、解释、介绍的内容，都转化成有机的叙述内容，与传主的命运走向融为一体，保持了文本主体叙述的完整、顺畅和充满趣味性，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这样的叙述角度，既不会让读者在故事性的煽情下，过于沉湎于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的情绪当中，处于亢奋状态不能自拔，也省却了为了结构人物故事的关联演进所必须的结构、情节和人物描写等层面上的笔墨经营与铺排，让文字显得更加简捷精炼，质量紧密，信息丰富。综观《于成龙传》全书，作者几乎没有一处刻意为之的单纯而大篇幅的故事性叙述章节，那些本可以大肆渲染、吸引读者眼球的罗城破案传奇、黄州缉盗剿匪等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以介绍的口气，交代清楚就行了，但效果一样引人入胜。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阅读效果？我以为这恰好吻合了当下特定阅读人群的口味。因为随着影视剧和网络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绝大部分大众读者对以人物故事演义性为主的文艺表现样式，已经由纸质媒介的阅读，转换成电子影像式的观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类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和影视剧市场的繁荣得到印证。所以除了以研究评论小说等文学作品为业者外，真正还在阅读广义概念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工作者，恐怕多半也不再感兴趣于故事情节为主的虚构性叙述体裁，因为对相关文化、历史等学识信息和作者真知灼见的便捷了解与获取，才是他们阅读的目的所在。而这一优势，正好是文化散文和主题性文化丛书所具备的，难怪持续受到各方面读者的青睐。

这样的叙述角度，既没有像一些评传作者那样，以主观评传为主体，让传主生平成为佐证自己分析推断与评判的举证材料，也没有先入为主、一厢情愿地把传主描述成为一个作者自己所理解、想象的偏颇形象，而是尽量以冷眼旁观的后来人角度，以历史资料为介绍的依据，从容叙述，只是在遇到交代不清楚的疑点或者通过研读发现的错谬、隐藏的玄机等关节处，才通过旁征博引，相互印证，亮一下自己的见解，虽说是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却因目光敏锐、见解新颖，从而收到偶尔露峥嵘的效果，很见作者的学识功底。比如在《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里，都以轻车简从来描述再现回乡葬母的一品大臣于成龙的简朴低调的品格风范。但该书作者却通过对清朝官制讲究的常识入手，条分缕析，提出质疑，并以介绍一品大员出行的常规仪仗阵容，让读者读出一个远比文学描写更显真实可信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再比如作者在分析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是如何得罪并无多少交往的朝中权臣明珠时，不是查阅搜寻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矛盾的历史细节，而是以于成龙身后的另外两位清官——江苏巡抚汤斌、江苏布政使张伯行皆因没有给明珠等朝臣进贡厚礼而惨遭算计的史实为例，反证出于成龙的确是因所推行的清廉新政断了明珠的财路，岂有不得罪之理？

那么在这样的叙述形式当中，作者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个清官于成龙的形象呢？

作者紧扣于成龙出仕之初所发出的誓言“勿昧‘天理良心’”的为官志向，通过这位清官由贫穷小官到一品命官的几十年仕途作为的细节，诸如在罗城任上，避免民告官是不想让他们背上以下犯上的罪名，体恤“见年”们跑腿之辛苦、负担之沉重，请求上级通融收税的期限，亲自坐镇公平收取百姓的税银；在合州任上，向上级请求祀典费用不应该让老百姓出，进山为朝廷查采楠木时也不忘给巡抚上折子提醒朝廷不要扰民；在福建任上，冒着有违“迁海令”的风险，清理冤狱，释放大批待斩的重犯，还为囚徒筹备口粮、捐助医药，看病疗伤，禁止滥施刑法等一系列身体力行、不胜枚举的生动事例，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清官于成龙是怎样在催征赋税之中寓有“抚字”，寓仁慈于催办之中，在忠君之时，处处不忘爱民；在管理刑狱时，他又是如何尊奉朝廷“简讼省刑”，追求“刑期无刑”的治境。我们从百姓一路相赠的外号——“于半鸭”“于糠粥”“于公穗”“青天于二府”中，就可以想见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而于成龙的清廉，不但让百姓敬仰，就连那些钦差大臣、八旗将军们，也咋舌不已，感叹现实当中还有这么穷困的清廉大官。外国商人在领教了于成龙的清廉后，更是百感交集地大加赞叹道：“天朝洪福！我们走遍天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清官。”诚如作者总结的那样，于成龙“最可贵的品质并不是肯吃糠粥，而是宁可吃糠粥，也不凭借职权贪污官府的钱粮，榨取百姓的脂膏”。

当然，通过办案，通过缉盗，通过剿匪，通过安民、通过理财……于成龙的智慧与才能也是有目共睹，超乎常人的，但我还是更看重他时刻铭记的道德宗旨“天理良心”。正是有“天理良心”这道为官的底线，所以才让他的一切才能都体现成为宅心仁厚，爱民如子的善举。反过来，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污吏们，又有几个是没有才能的？只因他们心中没有这道“天理良心”的道德底线约束与匡范，所以再大的本事，都可能会用在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邪门歪道上，祸国殃民。

近来就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揽了一单“历代清官贪官”的设计制作生意，对方出面负责联系的那个官员，公然提出要三十万元的回扣。正是这个家伙，竟然还为所涉及的古代贪官进行辩护，比如说蔡京虽然蛊惑圣听，亡了北宋，但这个人还是很有办事能力的，而且字也写得好，不是一无是处；再比如说和珅虽然自己是个巨贪，但还曾教育儿子要做正派人，做清廉官……总而言之，就是说贪官也有优点，也有人情味，让朋友在设计时要发掘贪官身上的亮点。联系到言说者并不清廉的索贿行径，我就明白了，他其实是借着评说古代贪官，在为自己的贪墨行为进行遮掩和诡辩，试图混淆人们对贪官大是大非的辨识界限，即品德上的败坏和行为上的违法这一基本事实，让贪污合理、有理化。

憎厌之余，我真想当面质问这个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贪官，在他心中，还有“天理良心”的为官理念？还有没有伟大得让百姓不敢奢望的共产主义理想？

由此可见，清官于成龙的做官信条“天理良心”，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作用。还真的需要重新树起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形象，让现在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和碌碌无为的庸官们进行对照，扪心自问，以期唤醒他们或者还残存心头的天理良心。

此外，于成龙在官场摸爬滚打、步步高升的仕途经历，也令人感慨莫名。45岁才获得七品县官的于成龙，没有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全凭一颗天理良心和智慧才干，最后居然能攀登到一品命官的高位，如果放到今天，简直就是海外奇谈。因为在今天的基层，像于成龙出仕时的年龄，连个品外的股级、科级职位也没有资格了，应该考虑的是退休问题，遑论县官高位？而在当时，除了于成龙自己的不放弃之外，还要感谢清朝初年比较健康、清明的官场举荐环境。如果不是遇到金光祖对他这个爱顶撞上级的下属的赏识，不但力荐为卓异（政绩优秀），还推荐给四川的同僚，于成龙的仕途，怕是要重新改写的；如果不是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赏识与保护，因浮桥被洪水冲垮而遭到革职的于成龙，仕途恐怕也得改写……

作者在后记中不无期待地写道：“相信我们现代的政府公务员，能从于成龙的生平事迹中汲取到大量有益的营养。”我想，读过此书的仁人志士，也一地会期待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和政府，与过去的宗族专权的统治者相比，会拥有更加进步、文明的执政智慧，不会再重复于成龙眼中所见到过的清朝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诸如他调查发现的“福建全省向来是‘丛奸薮恶’，地方上的恶棍全藏身于衙门之中，这些人‘巨滑老奸，机深术巧’，用花言巧语和微薄小利蒙骗长官上钩，取得长官信任，然后官吏勾结，坑害百姓”；诸如在《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中指出的“很多官员没有爱民真心，只是随便挑几件‘政绩工程’做一做，就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好官，这就叫做‘市名’，其实还是有残忍害民之心的”……

有人说，读一部好书，就如同结识一位高尚的人。就这本《于成龙传》而言，我更是感到所得超值。我在对于成龙这位个人品质与为官之道都同样高尚的清官心生敬意的同时，也为有幸结交书作者王振川这位谦谦君子而倍感荣耀。为他面对这个物质功利的变革时代所保持的从容淡定、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为他时刻保持的一位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文化良知与布道的自觉。正是作者这样的品格与境界超凡脱俗，才使他能够以独到的时代视角，以得当的辨析取舍，让于成龙这位清官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为我们这个社会呈上一部对风化世风大有裨益的清新读本。

所以我觉得，振川和于成龙的相遇，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偶然；而这个时代对于官员的清廉与君子的高洁之呼唤，则是一个民族走向健康文明的一种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