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翊 张春

【摘要】本文以我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王芸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王芸生在《大公报》时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从新闻客观公正性、担负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分析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旨在为当下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王芸生新闻专业主义办报实践

王芸生是既张季鸾之后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任总编，是我国新闻史上一位著名报人。在他的领导下，《大公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笔者认为，这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以及王芸生领导下的《大公报》整体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是密切相关的。以王芸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报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

一、追求新闻自由

王芸生作为一名职业报人，新闻自由是其坚定的信念。对于新闻自由他有许多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新闻自由对国家与社会有着“清明政治”、“各国间的关系必能相当稳定，而消饵许多争斗及危机①”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对新闻媒体与工作者来说，新闻自由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新闻自由，是新闻记者的本分要求，这等于要求一种权利。但权利不应该是片面享受的，我们还应该忠实地尽到我们的义务……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新闻自由应该如此求，也应该如此用。②”

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王芸生都没有放弃过对新闻自由的执着。他带领新记《大公报》抗争新闻检查，呼唤新闻自由，不论结果是什么，他都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于王芸生来说，新闻自由是他的梦想与追求。可惜在当时，新闻自由也只能是王芸生的一个梦而已。在1948年9月1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论《九一之梦》中，王芸生描绘了一个“记者们不必服膺中国圣人的忌讳主义”，唯有“真理”和“正义”为衡量记者标准的理想社会。可惜，究其一生，王芸生也未见到他梦想中的社会。

二、坚持报人报刊的独立地位

民国时期有许多报人都意识到了报纸只有保持独立的地位，才有可能以新闻为本位、发出独立的声音。《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开始坚持的“四不”原则，更是以独特的方式较为完整的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

王芸生在进入《大公报》之前曾经分别加入过国民党与共产党。但他在进入《大公报》之后便立即登报声明：“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③”自此，王芸生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独立报人。

除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外，王芸生与《大公报》在对各政治党派的态度上也始终保持着中立态度，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力图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出属于民众的声音。对于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王芸生撰写的《看重庆，念中原》、《拥护修明政治案》等社论就直击国民党政府的贪腐等问题。1948年，王芸生更因其写作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受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直接攻击。对于共产党，王芸生也写过《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论。在当时那种社会政治环境下，《大公报》坚持着的这种中立立场无疑是两边都不讨好，遭到了不同政见者的攻击。但尽管如此，王芸生也并未改变他自己与《大公报》的独立传统，始终如一。

三、践行新闻客观公正性

新记《大公报》一直遵循着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张季鸾在任《大公报》总编时就要求新闻记者一切以新闻价值为准，继承了张季鸾精神的王芸生也将这一原则坚持贯彻了下来。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的题为《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④”1943年，《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撰写了著名通讯《豫灾实录》，记录了当时河南在经历了水、旱、蝗、风、雹等天灾之后，大批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的凄惨场景。这篇报道尖锐地披露灾情、批评政府，《大公报》仅为了通过新闻检查将标题由原来的《饥饿的河南》改为了《豫灾实录》，正文未做任何删改便刊登了出来。王芸生还依此报道写出了著名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虽然因为这两篇报道和社论，张高峰被逮捕并羁押数月、《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但是大公报人威武不屈，在这之后依旧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在前文中提到的因为对国共两党都曾批评，两党都攻击过王芸生与《大公报》的事例，除了大公报人远离党派之争保持独立地位之外，也是因为他们严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力求从事实出发来报道新闻与发表意见。

四、担负社会责任

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对国家保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国时期的报人几乎都是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动荡不安的国家，他们秉承“文章报国”的志向，希望通过报纸来促进社会进步。他们所办的报纸，字里行间都显露着对于国家强烈的责任感。

虽然王芸生出身贫寒，只上过几年私塾，13岁开始便当学徒，不像张季鸾、胡政之等传统文人那样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接触过国外的新式思想。但是，长期的民间生活使得王芸生深切了解百姓的疾苦，一样保有对社会、民族、国家深切的思虑。

在王芸生的新闻实践中，处处体现了其以言论报国、为民众说话的思想。1944年，国民党内部的贪腐现象日渐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是年12月19日，王芸生发表了著名社论《为国家求饶》。他在文章中多次描绘百姓与国家因为腐化官僚和国难商人而导致的生活惨状，五次呼吁“饶了国家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类似抢劫的“接收”招致了民怨沸腾。王芸生又站在民众的角度，撰写了《莫失尽人心》，描绘沦陷区的接收乱象，劝诫国民党政府以百姓为重。他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希望唤起民众，《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东北的阴云》等社论抗议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毛泽东先生来了》、《请先停手！》、《欢庆停战令下》等表明了他从国家统一和民众幸福的角度呼唤和平。

五、注重职业素养

在我国传统意义上，新闻并被不认为是一种职业，而且最初从事新闻行业的人社会地位也不高。而“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或行业⑤”。20世纪初，随着国人办报实践的增多与报纸的发展，新闻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在此基础上，一批民营报人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素养。

王芸生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王芸生认为，作为新闻记者，需做到“真”和“勇”两个字，才能履行记者的职责，“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⑥。

王芸生对于新闻记者的气节也十分看重。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搅在一起的时候，十分容易失去自己的气节，成为政治的墙头草或者是单纯的逐利者。在1937年，有十几位记者接受日本人资助，经伪满洲国和朝鲜到日本去考察。王芸生为此写了一篇《招魂——一个新闻记者的罪言》，用“你们这样不啻是放弃了中国人的立场，而被人当做猪仔贩卖了”这样激烈的词句痛斥那十几位同行，为他们“招魂”。在文章中，他告诫学新闻的学生，“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他还对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要求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论述，“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⑦。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些要求已经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他对职业素养的认识，即使放到现在的新闻环境下亦不过时，具有着相当的完备性与超前性。

王芸生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大公报》内其他同事，王芸生也要求他们保有职业操守。《大公报》回迁上海后，有一次报馆开社务会议，胡政之在会上批评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从来不过问报馆财务的王芸生，却一时冲动起来，走过去给了该经理一个耳光。即使会后胡政之劝王芸生认个错，王芸生依旧怒气未消：“我们《大公报》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⑧”

结语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长达55年，在其漫长的新闻生涯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可谓贯穿始终。作为一名真正的无党派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他一直保持着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使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成为他言论永恒的立足点。

王芸生以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为当时及后世的新闻从业者树立了榜样。他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对报人报刊独立地位的坚持、对新闻客观公正性的践行、对社会责任的担负以及对职业素养的注重，对于今日的新闻从业者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⑥⑦⑧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③蔡晓滨：《中国报人》[M].新星出版社，2010

④吴兰兰、郭栋，《王芸生的新闻思想》[J].《青年记者》，2007（22）

⑤黄旦，《传者的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2013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