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

缘起：日本学者的断言刺痛中国学者的心

34年前，即1981年，全国高等教育事业日渐走上正轨，求知探研的良好学风已吹遍神州大地，时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张大可先生，为了拓展师生的学术视野，尽享八面来风，特邀请日本东京大学腾枝冕教授来校作有关敦煌学的学术报告。腾枝冕先生在报告中断言：“孔子在中国，儒学在日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司马迁在中国，史记学在日本。”这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张大可先生。须知，张大可先生上个世纪60年代初考上北京大学后，便立志以《史记》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方向。他日以继夜地研读《史记》，钻研之刻苦，研究之投入，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因而同学戏赠了他一个雅号——“司马大可”。可惜旷日持久的十年动乱，打断了他的研究计划。等他进入兰大任教时，虽已人到中年，但学术研究的车轮其实才刚启动不久，短时间内不可能拿出过得硬的拳头产品，故而乍一听到“史记学在日本”的言论，他的无奈与不甘该是何等强烈？

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学”必须在中国！张大可先生暗下决心，立志实现这一宏愿。他意识到，《史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被誉为百科全书，司马迁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决定了《史记》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单兵作战”，必须组建“大兵团”，这样才能在国内掀起《史记》研究的热潮，推动《史记》研究迈入历史新阶段。于是，在1983年第6期的《人文杂志》上，张大可先生首次提出了成立全国性《史记》研究组织的构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