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耕

1986年8月19日上午 南京肉联厂

（满脸皱纹，显得苍老和憔悴。他是个苦人，12岁来南京要饭。）

何守江 69岁

我是1958年进的肉联厂。日本人来时我做小买卖，卖烧饼油条。日本兵打南京了，我冬月初八回老家去了。过了春节又来南京了，因为这里有我的两间小房子，不放心。

我是滁县人，从浦镇坐小划子到七里洲，再坐小划子到上元门上岸，一路上都是尸体。我踩着芦苇上来，到宝塔桥一看，房子被烧了！

我就住到和记洋行去了，住了八天，后来贩粮食买卖。

我姑父在红卍字会，组织难民埋尸。李汉良的叔叔从宝塔桥上摔下来没有死，日本兵就在桥上开枪。彭雪山讲日本兵用汽油把人活活烧死。我的表哥石森林当时20多岁，关在货房里被日军烧死的。日本兵抓到小青年，就关到煤炭港的货房里。

日本兵见到女的就抓，要花姑娘，抢耳坠子，抢金戒指。有的女人脸上抹灰，有的剃光头，躲到尼姑庵里，躲到和记洋行，还是不行。

日本兵有陆军、海军，海军抓住人就去抬煤炭。煤炭港码头设卡，大家不敢走。一个小青年安居证拿倒了，当头三棍子，还抓住脖子摔了三下。一个妇女鞠躬没鞠好，被刺刀挑死。我父亲也被抓伕，日本兵用棍子打，我父亲吓得不敢出门。

1986年8月30日上午 下关发电厂厂史编写组

谢先生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1909年用20万两白银建造的，第二年冬天就发电了。70多年了，机器是德国、英国造的，100千瓦三台，四机四炉。

日本兵来的时候，先是飞机来炸，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亮到12月13日凌晨，当时厂里有53个工人留守。日本人进城时，大家都躲到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赶到洋行旁边江汊子车站的货房里，就是煤炭港。

53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兵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因为在日本人的纱厂做过工，会讲几句日本话，被日本兵拉去烧饭了。他后来又把周根荣和薛和福、孙有发、李金山四个人喊出去了。

只有他们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他40多人和3000多难民一起，都被日本兵十个一批枪杀了。有一个叫崔省福的工人，他在枪响时倒在尸体上，一发子弹从肩膀打进，从腰背出来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逃了命。失踪的两个工人，一个躲在朋友家，另一个被日本兵枪杀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南京大屠杀中有44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死难工人，解放初厂里修了一个纪念碑，使大家牢记历史。

1986年9月4日上午、下午 热河路91-2号

（为了采访这位苦大仇深的幸存者，我先后三次寻访才见到他。这位搏风斗浪40多年的汉子剑眉紫脸，一口南京方言。谈起他家的血泪史，刚强的铁汉几次落泪。从上午到傍晚，他和我讲了一天。他说，我家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姜根福 57岁

以前我们家住一个划子上，停在浦口六股道的河里。父亲徐长福给马福记元大公司小火轮拖船，运一些煤和盐，生活很困难。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岸上的人到河里去淘米洗菜，我母亲摆好跳板，人家给一把米或一个铜板。我家共有九个人，父母亲、大姐、二姐、三姐、我老四，还有五弟、六弟、七弟。大姐姐给了人家。

日本兵来了，我们一家八口上了自已的破小划子，用篙撑，用桨划，上面有席子遮风挡雨，顺着惠民河往上游划，朝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石梁柱那个地方，船漏水了，中部、头尾也进水，二姐三姐就刮水。父母一看刮得没有进水快，赶忙把小孩抱上岸，看着木划子沉了，只拿了两条破被子。

夜里天黑，又冷又饿。父母都哭。父亲说：走吧。我们走到一个村庄，找了七八家，都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敢住。又到一个村子，有十多户人家，也是空房。父亲把我们带到芦苇窝内躲藏。父亲带着二姐三姐躲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躲一处。小弟弟才几个月，饿得直哭。母亲没奶水，我们和父亲隔几十米。

日本兵来了，圩堤上过队伍。圩堤高，我们在洼地，日本人看到我们了，就用手电照，有十几个日军，有一个拉过我母亲要污辱。母亲不肯，日本兵夺过我母亲怀里的小弟，活活摔死了！母亲哭叫着扑过去，日本兵朝母亲打了两枪，死了。我们不敢哭。

日本兵走了，过了蛮长时间，天亮了，父亲过来了，姐姐也来了，一看母亲和小弟都死了，一家人都哭。

父亲到旁边的空房子找来铺板，钉了个棺材，把母亲和弟弟一起放进去，棺材就放在圩堤上。

父亲带我们小孩都窝在芦苇丛中。他去搞来一点豆腐渣、米糠、菜皮子，还有一小坛咸菜。过了两天，日本兵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下午两三点钟，父亲刚出去，就被日本兵发现了，就被抓走了，一去没有音讯。1972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日本有几千个从中国南京抓去的劳工，有的只存骨灰了，要送到南京来。我写信到对外友协，我父亲叫徐长富。一个多月后给我回信说，目前要查找久居日本而下落不明的中国人，尚无条件。

父亲被抓走后，二姐和二弟带我们。又过了两天，日本兵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发现了我二姐。正是中午的时候，正想搞饭吃，躲在芦苇窝里不敢吭声。日本兵来抓我二姐了，二姐往圩塘边跑，好几个日本兵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被抓住了。二姐那年13岁，日本兵抓她到队伍里要污辱，她反抗，还打了日本兵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苇窝里看到。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穿那件别人给的破的黑暗花棉袄，衣服和短发上都是血。二姐个子高，她带我们帮人家剥蚕豆，换几个钱买烧饼油条给我们吃，她分给我们一人一块。我们在二姐身边哭。三姐说：走吧，鬼子要再来。我们把二姐拖到圩堤边，又躲到芦苇窝里了。

我们只能靠11岁的三姐了。过了一夜，我们饿，要吃东西。三姐哄我们：日本人要来，别哭，哭了要打死的。天亮了，三姐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五弟，奔三汊河去，往圩堤上走，到一间空房子找东西吃，到中午也没找到吃的。到了江边，又回来，没有吃的，一坐下，大家都哭。姐姐也哭，她拿了一个和面的瓦盆，到河里打了一盆水给我们喝，可是水是红的，都是死人血，不能喝，又倒掉。她又去石梁柱的水塘舀了一盆水，血少些，又哄我们喝，我们一人几口传着喝。水喝光了，我们又冷又饿睡不着。大家又一起哭，哭累了就睡。

两条破被子卷着我们四个人，醒了哭，哭了睡，好不容易到天亮，三姐又背着搀着我们去找吃的东西。又仔细到空屋里去找，没有。又到渡口对过大门开着的一间房子去，推开里面小房的门，两只大缸用盖盖着，掀开木板盖，里面是咸菜，三姐先抓了一把给背上的小弟，又一把给我，一把给五弟，她自己也抓了一把吃起来，我们姐弟四人就在缸边吃了一顿咸菜，这是咸白菜。

回来觉得嘴发干，心里烧，想喝水，姐姐又到塘里舀了大半盆水给大家喝，这样又过了一天。

第二天姐姐哄我，叫我们不要跟她去，她去抓一盆咸菜来。她找了个大脚盆，抓了一盆咸菜，用小盆给我们喝水，这样过了好多天，两缸咸菜吃了一缸半。姐姐哭了：咸菜吃完了怎么办呢？我们要饿死在这里了。这一说，大家都哭了。

那天三姐又弄了一盆咸菜来，我们肚子胀，心发烧，但还得吃，边吃边哭。正哭着，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在圩堤上走，听到哭声他们走过来问：小孩，你们大人呢？

姐姐说：我父亲抓差抓走了，我们等他回来。

老和尚问：母亲呢？

姐姐用手指了指圩堤边的棺材。我们说：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兵打死了。

吃什么呢？老和尚问。姐姐指了指咸菜和水盆。

一个胖和尚说：你父亲什么时侯回来不知道。怎么样？跟我们去，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

姐姐为难了，不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走，咸菜快吃完了。老和尚又劝了，他们穿灰衣服，小和尚有六七个。没办法，只好跟他们走了，姐背着六弟，两手搀着我和弟弟。到三汊河摆渡，从日本人搭的船桥上过，左拐弯的三叉路口，从茶馆出来一个陌生人，他和老和尚说了几句话，老和尚点点头。

陌生人戴礼帽、穿大褂，很富态，蛮有钱的样子。他走到我们跟前，转转看看，一下扯断姐姐背上绑小弟的带子，把我们的小弟抱走了。三岁的小弟又哭又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与小和尚把我们拉住，我们哭着要弟弟。老和尚说：你弟弟不会饿死了。那个陌生人抱着小弟往永恒面粉厂方向去了。

老和尚又推又搡叫我们跟着他快走，我们为失去小弟弟一路哭。走了不到50米有一座小桥，到桥边时对面又过来一个陌生人，那人又跟老和尚说了几句，老和尚点点头。姐看看不好，紧紧拉住我们的手。陌生人过来了，姐姐吓得发抖。那人也是转转看看，突然把我和姐姐拉着的手掰开，拉着姐姐要走。我们死死抱住姐姐的腿，那人把姐姐抱起来走，我们拖着姐姐，手和膝盖拖破了，弟弟手疼松开了，我死死的抓着姐姐不松手。

老和尚和小和尚跑过来要我松手，说：不放手就揍你。边说边在我的左膀子上踹了一脚，疼得我脖子直不起来了，只好叫四个小和尚抬着我走。

走到三汊河的放生寺，姐姐、弟弟和我一直哭。放生寺是个大庙，有前院后院，给我们一天两餐吃面糊子，收了很多孤儿，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兵杀死的。叫我们念经，不能跟外面人接触。

过了几个月，我们早上念一次经，下午念一次经，吃过晚饭没事了，就睡大殿上，下面垫草包。有一天我转到庙后的院子里，有十多户人家，都是大同面粉厂做工的。我和弟弟手拉手玩，一块睡觉，怕再有人来抢。念经我们一前一后，吃饭我们一起吃。有一家姓陈的大老婆喊我们去，我们不敢，和尚要打的，说我们违反佛规。有一天上午，大老婆买菜去时，从背后一把把我拉走，我哭了。她说：不要哭，给你吃煎饼。我说，和尚要打的。她说：和尚不在。她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块煎饼，问我家在哪里？爸妈呢？家里有多少人？我都一一回答了。

她说：“蛮苦的。你们到我家来好吗？给我当养子，我给你吃饭穿衣。”

我说：“老和尚要打我的。”

她去给老和尚讲了，和尚同意了，她就把我和弟弟带到了她家。当时大庙里有好几百个孤儿，都十岁上下，有男孩女孩，不少人生病，有一天死了四个，死了就用草包装了去埋掉。

我们跟这个女的到家后，这家男人姓陈，矮矮胖胖的，是大同面粉厂的工头。这家没有孩子，女的邻居喊她三妈，高个子，穿士林布大襟衣服，脸上有几个麻子，对我们还可以。

过了一段时间，他家搬到了下关惠民里，当时叫正风后。后来那个男人娶了小老婆不回家，大老婆只好给人家去当佣人了，我们没人管了。

邻居好心，把我们介绍到男人的哥哥家里去吃饭，可是脸色不好看。我和弟弟商量，我们一起去要饭。

下关鲜鱼巷和永宁街最热闹，可是有地保管着，他们霸占地盘，不让要饭的进去，他们手上有皮鞭，进去要揍的。我们从巷子中穿进到街上。地保上来了：你们两个小子哪里来的？我说是要饭的。地保说：不给要，滚滚滚！我们吓得连忙走，走米市街再转到车站去要饭。老早金川门那边有芜湖火车，准备清炉时可以捡煤渣，我们捡了煤渣去换饭吃。芜湖车中午12点多到南京，清炉后先要抬到边上又捡又洗，每天只能捡半篮，是人家捡过的，太碎，没有人要。卖面条做烧饼的叔叔看我们可怜，下一碗碎汤面给我们吃。吃不饱，就捡西瓜皮、香瓜头子吃。冬天最难受，没有家，就在面摊边的草窝子里睡。落雪刮大风，我们抱着烧饼炉过夜，白天披着稻草包。弟弟一件褂子一个裤头，我一个背心子一条裤头子。冬天冷得汗毛孔出血，左腿烂得露出骨头，脚跟冻烂。

有一次我们拾煤炭时，鬼子带了一条狼狗来撵我们，我们十多个小孩都往铁路桥下跑，五弟跑得慢，落在最后一个。眼看狼狗扑上来了，五弟一头跳进惠民河里，游到对岸，往桥那边去了，鬼子过不去。

车站下面老江口有日本人一个岗哨，路过要鞠躬。抓到小孩要跪下头上顶砖。挹江门里也有一个岗哨。小孩被抓去，要用自来水灌肚子。有天上午，我们在车站要饭，日本兵过来了，他用一个尖锤子敲我的头，我倒下死过去了。弟弟叫喊：哥哥，快跑，鬼子来了！他跑了，我不会动，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一个拉黄包车的叔叔解小便，看我躺着，地上一滩血，以为我死了。一摸鼻子还有气，他喊来了卖面的卖烧饼的，扶我坐起来，捏人中，掐虎口，我慢慢地醒了。卖面的叔叔用烟丝捂住我头上的伤口，拉黄包车的撕下号衣给我包扎，以后又用矾水洗换，终于伤好了。现在我头上还有一个疤。

我们要饭、捡煤渣，那些摆摊开小店的人都照顾我们。卖面条稀饭的老板，别人喊他赵五，我们叫他五叔，他的摊在鲜鱼巷头上，他矮矮瘦瘦的，经常给我们喝稀饭面汤，我们也帮他洗碗。还有一个吴妈，40岁的样子，她也住划子，她说，这两个小孩苦得不得了。她也时常给我们喝稀饭。

有一天没有稀饭和面汤喝，弟弟喊肚子饿。我们就到车站去喝自来水。正在喝的时候，过来一个日本人，把我们抓进去了。就是大马路81号太成布店，现在港务局宿舍，在牢房关了三天三夜。里面有五六十人，都膀子连膀子绑着。有的被打得满头是血，手断脚断。审我们时，在圆顶大厅，有三张大桌子。我说是要饭的，非说我是小偷。我不承认，就用木棍打手，一手打15下。卖烧饼的叔叔看我的手肿得像发面一样，就问想不想出去，只要一人罚两块大洋。我说：我们哪有钱？

第二天，又来两个家伙捂着鼻子说：你们找个保才能出去，找一家店保吧。我们找不到人保。

又一天，来人说今天放你们出去，是五人连环保，两个卖菜的和两个卖油条的加上我们连环保。我和弟弟爬不起来没有劲。两个四五十岁的老叔叔就抱着我们走，一直走到惠民桥的石头凳子旁。他们说：小弟弟，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是去要饭吧。我们站不起来，只有爬，从惠民桥到车站三百米爬了三四个小时，还在鲜鱼巷要饭。

一天早上一个叫鲁德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可怜，他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又过了两天他又看到我们了，就对河边一个叫杨国贞的和现在我的父亲姜书文说：车站两个小孩怪可怜的，你们没得小孩，是否去带来？说通了，姓杨的把我弟带回，姜书文把我带回。我心想，我又有家了。

我的这个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拾菜叶。我13岁挑箩筐扁担去2号码头干活，爪牙不许我干。我只得捡煤渣、扒芦柴叶子。到1945年父亲实在干不动了，他抱着我哭：“我害了你一辈子了！”因为他看病借了10块钱的高利贷，利息一月两块，一年24，利滚利，滚到100多块了！我对父亲说：现在是这个世道，总不能看着活人饿死，我要去上班！后来请名叫金山的担保借钱请客送礼，又磕头请求。老工人王尚荣带我去磕头下跪，发誓：累死饿死用皮鞭抽死与老板无关。王伯伯请求工头：小孩小，上下码头请多关照。

我分到砖瓦班挑砖瓦，100多斤的担子一天挑到晚，还不给拿全份工资，只能拿八成。这样一直干到1949年解放。可怜我弟弟一天只吃两碗稀饭。

解放后，我还是做搬运工，1951年入团，1955年入党，后来上船学轮机工，一直提到司机。1951年挹江门派出所帮助我找到了六弟，开始那家开茶店，夫妻抽大烟，后来转给姓戴的瞎子。三姐被一家人家拉去做童养媳，后来日子过不下去，她上吊自杀了。我去认六弟时，我说，我们父母姐弟被日本兵弄死，我们一家只剩了三个不同姓的亲兄弟！ （待续）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