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我们《南都周刊》的同事一起去香格里拉，拓展。在参观松赞林寺的时候，同事徐佳鸣得到了一个面见活佛的机会。回来后，大家都围住他，问活佛和他说了些啥。徐老师在香格里拉的苍穹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我问他怎么看待时代病。”

大家爆笑，“你为什么想到问他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做这个选题嘛。”这个回答让大家沉默了。因为，时代病正是我们上一期的封面专题。好不容易有个问佛的机会，但徐老师却没有问私人的问题，而是问了工作的问题，这是什么精神？

而另一厢，主笔黄佟佟正忍受着高反带来的剧烈头疼，把自己关在旅店的房间，苦熬采访杨丽萍的提纲。她疯狂地阅读能找到的所有资料，盘算着可能面对每一种情境，跟我们演练着需要提出的问题。晚上，我听到她呼吸沉重，睡梦还间杂着呻吟，总担心着，万一她情况更加严重该怎么办。结果到了第三天，她吃了两颗红景天之后就直飞昆明采访，发到朋友圈的照片，已然是神采奕奕了。这又是什么精神？

如果你读过我们上期杂志《时代病按摩师》，你一定会对《阿字仁波切入世记》这篇文章印象深刻；如果你还会读到本期杂志，相信封面文章《女王杨丽萍》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过去一年，纸媒被唱衰，实际也在衰，大势之下，媒体人过得有些灰头土脸，资深记者纷纷选择逃离，没离开的，也在“钱途”和“前途”的双重焦虑中备受煎熬。

但是，也仍有坚守的人，有徐老师这样的90后新血液，也有黄老师这样的资深作家。一想到这个，我就备觉安慰。就像在香格里拉黑丝绒般的夜空里，看到那些纯净而耀眼的星星。

迄今为止，我还是觉得，记者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之一，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则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有多少大文豪，曾经都干过记者这个行当：马尔克斯、海明威、奥威尔、萨拉马戈……

曾经是记者的英国著名作家简·莫里斯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一书的前言里写道：我从记者起步，当时所接受的观点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例子），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以《蒂凡尼的早餐》为大众熟知的杜鲁门·卡波特，他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冷血》，一本以一桩灭门惨案为写作对象的非虚构作品。

如今，记者也许不再是一份可以托付终身的职业，但仍不失为一份有趣的阶段性职业，是我们打开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之一。

在纸媒一片哀鸣、新闻由牛变熊的时候，做一个记者，才是世界上最帅的逆行吧。

纸媒作为一种载体也许会消亡，但新闻永远不死。垄断性的新闻衰落了，人性化的非虚构写作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总是需要有人去书写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