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时，势必会扭曲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资本一旦绑架权力，权力就会异化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中国所发生的整体性、根本性的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转型本身即是社会制度的创新，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制度变迁过程，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开始扮演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曾经这样描述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地位，“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商人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

改变官商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快。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此同时，转型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的挑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新的发展态势。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时认为，“我国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6年经济、社会发展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判断。面对快速的经济下行压力，如何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要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新发展，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通过全面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的各项改革。

2013年11月15日，在十八大结束后整整一周年的时刻，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全会强调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当务之急是，中国能否尽快政府转变职能，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商关系，是政府（包括国有企业）与私人商业间的关系。理想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基于法律的、透明的、清廉的、平等的、相互支持的关系。经济新常态下，能否构建适应经济、社会“新生态”的新型政商关系，能否改变中国以裙带为基础的、以追逐垄断租金为目的的、以权钱交易为形式的、非平等的政商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执政党为中国所描述的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商关系常常表现为政商之间的“亲密无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往往导致诸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问题发生。一系列腐败案件频频曝出，反映出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从中国的历史看，帝制国家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垄断，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良性的政商关系。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岩等就是一个典型红顶商人的例证。企业家冯仑在其《跨越历史的河流》中对政商关系有过深刻表述，“这从来都是商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政府手中掌握着国家公权力，在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干涉到企业的发展。小小的企业在政府面前绝对是弱势群体。”

也正因为此，商业在中国长期受到各种制度和权力的抑制，因此也影响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从亚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观察，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在裙带基础上的政商关系，也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一国能否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给市场空间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时，势必会扭曲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资本一旦绑架权力，权力就会异化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贪腐问题的严峻挑战，很大的原因是行政权力任性行使的结果。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重塑透明、公平、公正的新型政商关系渐渐成为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基本共识。如何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不断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充分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使理想型的政商关系得以尽快建立，就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产生绝决定性影响。1992年以来，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同步推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协调发展。今天，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

如何构建平等和谐、法治化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在法治关系的基础上。“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省代表团审议工作报告时如此强调。

未来，我们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关系，一定是充分厘清政商边界。为此，中国将通过零容忍的反腐败重新净化各类企业的竞争环境。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要求我们，必须学习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学会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改革行政体制，规范政府职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从转变政府职能到规范政府职能，应当是“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

如何认识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新常态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常态下的中国，如何迎接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对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我们无法选择回避，只有积极主动地应对转型中国复杂形势的挑战，尽快建立起新型的政商关系，进一步明确各类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整合的作用。（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