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君子之交”首先就是让官商关系对等。

政商关系复杂并非“中国特色”，西方政客“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的“旋转门”现象一直为媒体所诟病。

毗邻中国的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崛起时的“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周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讲述了他的研究思考。郑永年认为，政商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亚洲早些时候的日本，后来的“四小龙”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商关系。在日本、韩国，政府、企业、官员这个铁三角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第一阶段跟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政府跟企业必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没有这种紧密的关系它们不可能走出来，追赶上西方国家。

现在讲政商关系，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官商勾结，似乎只有负面的，但郑永年观察后恰恰认为很多国家都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影响经济发展。“日本的大企业、韩国的大企业、包括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都是政府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政府支持发展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政商关系，前面正常，但是到一定的时候要转型。不转型就麻烦了。”

转型过程中主要是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他认为习近平所说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很重要，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把政治关在笼子里。他提醒，解决政商关系要从人性的本性出发，解决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中国人老是太理想了，一说政商关系恨不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国几千年都是道德主义，希望当官的不吃不喝都可以。李光耀先生是现实主义，他说你当警察不能养活你自己的小孩肯定有各种方法腐败。所以他设计的（高薪养廉）制度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出发，这样的制度才有效。”郑永年说。

把权力关进笼子

谈到政商关系与“圈子”，记者认识的两名公务员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一名是工作了12年的科级公务员，他每天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发展关系、维系关系上，问他累不累，他自己也叹气说很累，但他认为关系就是资源。当初挤破脑袋进体制，他看中的就是这个优势，十多年来也习惯了办事靠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停车难，但圈子里有一些企事业单位的人，给我一张他们单位的停车证，我停车就很方便了，大家互相帮忙，这又不涉及违法违纪问题。”

而另一位与这个年轻公务员在同一行政区工作的局级干部则认为，年轻的公务员陷入了对“朋友圈”的认知误区，“任何一个大错的铸成都是从不起眼的小错开始的，当公务员不是让你不通人情，圈子某种程度上也难以避免，但朋友圈里有损友也有益友，我这个岁数都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何况年轻人？为利益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最终害你的就是他们，我二十多年的经验见多了这样的事情。”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点季建业与经商的朋友勾肩搭背时就指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久而久之，官商之间的边界就模糊了，公私的边界也就模糊了，不知不觉地陷入到违法犯罪的格局中。高波认为领导干部要做实个人事项的报告制度，包括身边人、家里人、朋友圈，在利益冲突的预防方面要建立一个机制。

而在这个机制建立前，上述接受记者采访的局级干部道出了他的一个处理方式——私人聚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公事绝不私下谈，每次有企业找他办事情，他都要求到办公室，且必须把门敞开。“有一次，一个老板找我，神神秘秘把我办公室门关起来，把一个包裹往我桌子下面一放，我当场要求他把门打开，把包裹收回去，否则公事都不允许谈，他很尴尬，但还是照我的话办了，事后他按照政策规定办成了事情，反倒对我很敬重。”

从已查办的腐败案件来看，危险关系的发生往往发生在按政策办好事情之后。上述局长透露，自己也屡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手中有权，企业家就会盯上你，锲而不舍和你搭关系，明明他的事情是按政策办成的，他也将功劳归给你，找这个借口再来搭讪，比如说请你吃个饭，但你一旦放松警惕，赴约了，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时间久了，原本很纯粹的关系就变质了。”

不可否认的是，对“圈子”的认识存在误区的公务员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基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不少官员身边总有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朋友，一旦这个干部到某地为官，老板也会跟到那里发财。“这种利益共同体看似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本质上是损公肥私。从长远看，这种官商勾结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贻害无穷。”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主任菅峰律师代理过多起职务犯罪案件，他观察，官商利益共同体表面看是以一个“精英”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实际是为官员政绩服务，而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勾结在一起的官商占有了，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汪玉凯认为，官商勾结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权力对市场干预过多的弊端。中国政府力图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政府职能的加速转变被普遍认为将有助于形成正常的官商关系。政商关系如何转变扭曲的局面，做到习近平要求的“君子之交”、“相敬如宾”，又如何避免“勾肩搭背”？

“政府必须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君子之交”首先就是让官商关系对等，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和官员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今后还将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龙永图表示，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一个国家真正具有创新能力，要使得企业家能够全心全意的专注于创新，而不用分心在这方面拉关系，那方面进行贿赂。”

习近平的官商往事

台资企业冠捷科技的董事长宣建生在不久前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透露了他与习近平早年的官商交往往事。

冠捷科技1991年在福州第一个厂房投产时，习近平任福州市市委书记。宣建生回忆，习近平当时常来他们工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随便很舒服，他每次都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当时的大陆银行被台商笑称“当铺”，有固定资产才会放贷，习近平了解到冠捷的困难后，二话不说就给宣建生介绍银行，“他说你们自己去谈，你们好好地谈。”宣建生回忆，“我们运气也很好，碰到了刚刚从银监会退下来的刘明康主席，有开明的领导。他了解，说没有错，你在国内资产不够，那么我们看看你在国外怎么做生意？这个钱怎么收回来？你跟苹果打交道、跟联想打交道，跟戴尔打交道，知道应收贷款是可以收得回来的，可以拿这个抵押。”

习近平当上省长，不久又到冠捷来看有哪些问题。宣建生对他的印象是很好学。“后来他去浙江，我们也在宁波，看起来，我们或许运气好。我们这个行业不需要从政府取得很多资源，因为我们是做显示器的，这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行业，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实力，那时候外销80%。那时候招商花很多的时间，后来他自己说，现在咱们大陆能力强大了，以前都是真的要求爹告奶奶求人家来投资。我那时候还帮他把中华汽车、中华硬管和西门子的领导引到大陆合作，把企业做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是他本身的领导气质，而且他不勉强。”

宣建生透露，有一次为了西门子要内销，必须找一个当地的公司合作，习近平还亲自去相关部委跑，把这个事情跑下来。“所以你说政商关系？必须要有。因为没有企业的发展，地方怎么能够繁荣呢？”

谈及和习近平的君子之交，宣建生举了一个例子，习近平送给宣建生书，而宣建生带一些台湾经济发展背景的书回赠。

构建政商新生态，必须用“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但是也要用“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的边界。宣建生谈起自己官商之交的成功处时，特意强调了企业自身。“我来大陆比较早，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那时候在沿海走私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如何约束自己。”

近期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规定。

菅峰律师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对官商勾结中的“商”，也就是行贿者的惩罚力度不够。“反腐败的目标从一开始主攻的就是官员，而且基本都是腐败问题发生后的倒查，为了取得行贿者对破案的协助，往往要作出妥协，比如将行贿者转为污点证人。”菅峰说，在实际司法操作中，行贿人往往另案处理，而另案处理往往从轻甚至免予处理。

菅峰认为，必须改变反腐思路，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反腐监督与查办的主动性，“在职务犯罪中，行贿与受贿是共同需要打击的，而现在的操作等于变相纵容行贿。”菅峰透露，一些商人在贪官被查后，出于自保，往往会想办法逃脱追究，如将主动行贿说成是“被索贿”。

划定企业的负面清单，提高行贿的犯罪成本，同样有利于政商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