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桑兵先生是研究晚清民国史的大家，这本新作收入了十余篇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变动。本文关注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此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4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在纷繁史料中，桑兵先生试图通过还原历史现场去接近孙中山的本意，鉴古而知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给予今人很多的历史启示。近数百年来，人类社会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各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主要和基本是按照欧洲发生演化的方式准则加以演绎。在欧洲中心的强势之下，其他多元性的文化，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才能免于衰退灭亡。大凡经过所谓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及国家，其实只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变异，很难保持其固有文化的本来形态和主旨。

诚如孙中山所说，近代欧洲文化是以霸道为基本内核，这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其一，遵行丛林法则。动物性的丛林法则主张占地，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必须凭借武力强权来夺取和捍卫，与社会性的以文化化人截然相反。其二，根源于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按其逻辑，必须将人类同一或同质化。二者相加，即使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也不可取。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缓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