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摘要】长久以来，纵观日本政坛，因身陷“政治献金”丑闻下台和辞职的政客们不胜枚举，频繁遭到媒体曝光和舆论谴责，追根溯源，却要归结为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深厚的政商结合文化。在“政治献金”难以全面禁止的情况下，如何使其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进而服务于日本政治，成为摆在日本面前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日本 政治献金 丑闻 渊源 对策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献金”制度历史悠久，其初衷是为了协调“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平等”理想之间的矛盾，规定政治活动参与者可以向企业和社会募捐，避免政治成为富人的游戏，使公权力落入大企业和大富豪之手。①“政治献金”并非违法的权钱交易，有相关法律和制度约束，指的是政党组织和政客个人向企业募捐，接受政治捐赠，用于政治活动和选举活动，政党和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利益依赖关系。在日本政坛的历次选举活动中，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与“政治献金”的多寡程度息息相关，所以，为了获得更多“政治献金”的资金支持，政客们不惜铤而走险，从不断曝光的“政治献金”丑闻来看，栽倒在献金问题上的人数不胜数，成为一种政治常态。灰色的“政治献金”已弥漫日本政坛，成为日本政坛割不掉的“毒瘤”。

日本政坛的“政治献金”丑闻频现

日本的“政治献金”是日本政坛的“痼疾”，阁僚和议员从不缺少献金丑闻。不管是纵横政坛的老将，还是初登政坛的新星，都有可能在“政治献金”问题上难以幸免。1976年的“洛克希德案”，曝光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通过丸红公司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共计5亿日元的贿赂款。而田中角荣则利用职务之便，为该公司争取了更大的利益。1988年，“利库路特”贿赂案中近百名日本政界高官接受日本利库路特集团的变相贿赂，使竹下登政府因失信于民而垮台。1992年，自民党强势人物金丸信因“京佐川快运公司非法政治捐款”引咎辞职，结束了政治生涯。2010年，政坛老将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因受“西松建设公司非法政治捐款案”金钱丑闻困扰宣布辞职。2011年，民主党新党首，被称为“日本的布莱尔”的前原诚司因接受一名烤肉店的旅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资金，提出辞职申请，有负众望，栽倒在政治献金的问题上，一颗政坛新星陨落。

一系列的“政治献金”丑闻并非偶然，2014年至今，日本政坛更加“不消停”，安倍政府高官的“政治献金”丑闻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安倍晋三及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无一例外卷入丑闻风波。除了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因接受日本医疗集团“德州会”5000万日元政治献金而辞职，还有前日本农林水产大臣西川公因涉嫌政治献金问题辞职，现任该职的林芳正也承认了曾接受企业60万日元政治献金，环境大臣望月义夫和法务大臣上川陽子都曾与“铃与”物流公司有染，接受过142万日元和72万日元的政治献金。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甘利明也承认曾接受企业的12万日元政治献金，此类事件不胜枚举。更有美女大臣时任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作为政坛新星，由于相关政治团体收支不明，难以幸免地遭遇了政治献金丑闻。连安倍本人3月也被曝出政治献金丑闻，报道称安倍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山口县第四选区支部曾于2010～2013年间多次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如洗涤剂生产厂商Saraya20万日元、化工企业“宇部兴产”150万日元、冲绳县啤酒厂商Orion 6万日元等，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在野党的首领冈田克也传出了曾接受来自政策补贴企业的政治献金48万日元。据相关统计，截至2015年3月，过去30年以来，因政治献金引咎辞职的阁僚17位，安倍内阁就占7名。据2014年10月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仅为48.1%，较2013年的近70%的支持率相差甚远，这与近两年来，安倍内阁接二连三爆出的政治献金丑闻不无关系。灰色的“政治献金”成为日本政坛难以铲除的毒瘤。

政治与金钱的“不解之缘”

“政治献金”在日本又被称为政治捐款，在日本是普遍现象。实行竞选的民主国家，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是无法进行竞选和党派运作的。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暧昧”已久，政治参与者不管是选举，还是日常的民意维护，都离不开金钱。这就使有钱的企业有了用武之地，成为日本政治献金的主力队员，也成为得势的政治权力的最先受益者。政治与金钱之所以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日本政商勾结的政治文化，从而造就了痼疾难除的“日本式腐败”。

日本的政治体制。二战前，日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战后，日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议会内阁制的代议民主制，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内阁、法院行使，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日本的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组成，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国会可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2014年11月，安倍就曾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选举，清理内阁，化解献金丑闻危机，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内阁是日本的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由内阁总理大臣即日本首相和分管各省厅的大臣组成。首相由国会提名，天皇任命，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免，天皇认证。安倍内阁成员因接二连三地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民众就曾质疑安倍选人用人的能力。

另外，战后日本的实行政党政治，自由民主党是日本的第一大党，曾长期执政，民主党是日本的第二大党，作为多党制国家，日本还有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多个党团体。日本作为一个民主的多党制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要想实现政治抱负，都需要进行自我的宣传，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也就是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才有可能胜出，如当选为国会议员。这种政治运作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成本，金钱从哪里来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财产是一方面，而高额的政治活动费用是个人承担不了的，“政治献金”制度恰好弥补了个人资金的不足，企业、协会等成为“政治献金”主力。企业与政党之间形成利益交易的双方，政党或政治家依靠企业捐款，宣传策划、扩大影响力，一旦掌权，政党又成为这些企业的保护伞，帮企业争取特权和优待，获得工程或业务，推销企业产品，保证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为政党或政治家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保证政治活动的广泛开展，从而各取所需，与政党之间建立牢固的利益同盟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微妙而暧昧，卷入“政治献金”丑闻也就不足为奇。

日本的选举制度。日本的选举，特别是国会议员的选举，是关系国家政治发展的大事件。选举程序一般为发布公告，各党政、团体、个人推选候选人，竞选宣传，投票、开票、统票，公布当选者几个步骤。竞选宣传无疑是关系选举成败的重要环节。正如美国布鲁金学会专家卜睿哲所言：选举的设计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而要收买民意，没有钱是做不到的。日本选举流行三要素：地盘、口碑、钱包。地盘和口碑，指的是一定区域内的人情关系。日本的乡村和地方，人情世故传统色彩浓厚，政治参与者要想取得支持，就要维护好这些地区的人情关系，为占领地盘挖空心思，占领地盘后还要付出精力和金钱经营地盘，维护口碑。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政治参与者要向这些地区的选民表达心意，进行多种形式的利益输送。据说自民党为了拉选票，一个月要参加若干场婚礼、葬礼、典礼，这些活动当然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而选民在选举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参与者与自身的交情和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能力。在城市，情况略有不同，这是由于城市选民多无特定的选举对象，主要看的是政治参与者的形象。这就需要政治参与者进行公开宣传，有实力的竞选者还组建竞选班子，增强自身竞选实力，通过巡回演讲、广播、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多媒体设施，无孔不入地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建立良好的政治形象，以期得到选举者的青睐。而宣传产生的费用相当“烧钱”，这些巨额资金也就需要企业或协会的“政治献金”。据统计，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至少需要1亿日元。

实际上，日本素有政商勾结的土壤，早在战前就曾形成财阀控制财届的局面，日本三菱、三井集团都是日本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当时执政党的“赞助商”。二战后，日本的民主选举从来离不开金钱的支持，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逐渐形成了金脉和人脉结合的选举体制，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政治献金”的丑闻的涉案者多出于维护和扩大权力的目的而贪腐。金钱与政治密不可分。洛克希德案、里库路特案、西松建设案涉、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渊优子等都属此类。

将“政治献金”置于阳光下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4月2日的报道，由于日本政坛政治献金丑闻频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全面禁止政治献金。但是，日本部分政党则对此并不赞同，表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笔者认为，日本的“政治献金”的存在是由于日本深层次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决定的，是民主政治的常态化现象，全面禁止和彻底根除是不现实的。如何让“政治献金”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入非法“政治献金”的窠臼，遭遇国民和舆论的谴责，才是日本政府需要重视和深究的问题。

有法可依，给“政治献金”戴上紧箍咒。法律是规范政治行为的有效措施，日本战后社会经济不稳定，党派林立，非法收受政治资金的现象出现②，为了规范政党行为，1948年设立《政治资金规正法》，针对政治家、政党提供资金的途径、数额，以及政治家对资金的使用都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就像给“政治献金”戴上紧箍咒，一旦违反了法律，政治参与者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此法律规定，一切政治捐款禁止投向政治家本人，个人如果要向政客献金，必须通过政客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捐款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日元;企业向政客献金，分为向政党捐款和向政党指定团体捐款两种方式，数额不得超过1亿日元。如果将资金直接捐给政客个人，而非资金管理团体，则视为受贿。政党及政党指定的团体一年内超过5万日元的收支，要详细记录在案，并且公布。当选的国会议员不得接受外国人或者外国法人提供的政治捐款。前原诚司就因为违反此条法规而辞职。松冈利胜则因做了2800万日元的假账，不堪司法和舆论压力而自杀。另外，还有专门针对日本选举《公职选举法》，规定未如实申报政治资金收支情况的，可被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安倍内阁法务大臣松岛绿就是因为被检举违法了此法而引咎辞职。

但是，再规范的法律也有其漏洞，容易使心怀不轨的政客打了“擦边球”，如《政治资金规正法》中职务权限条款，使很多没有担任相关职务的政治家成了“漏网之鱼”;政治家的责任规定不明，很多免于刑事追究，打击力度相对较弱;另外政治献金的非法性则因有了政治资金团体这个“迂回”献金系统，而免于追责。所以自《政治资金规正法》出台以来，进行过多次的“修修补补”，特别是在安倍内阁曝光出多起政治献金问题后，日本的多个党派开始讨论对《政治资金规正法》进行修改，民主党计划提交《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日本的共产党、维新党主张全面禁止企业团体的政治献金，并认为政治献金是政治腐败的根源。虽然这一认识并不深刻，对“政治献金”想的过于恶劣，忽略了日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严格“政治献金”法律制度，最大限度避免“政治献金”丑闻的不断重演大有裨益。

借力派阀斗争，揭发违规献金。日本对政治资金管理出台的法律法规对约束国会高官的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使一些违法官员受到惩罚，即使走了法律的“擦边球”而免责，却也会因为丑行的暴露和舆论的谴责而被迫下台，断送自身的政治前途。可见，由于日本体制、文化等根源性影响，法律的实施并不给力，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和阻断日本政坛的黑金政治，一些政治家仍然热衷于铤而走险，变通地绕开法律的高压线，规避风险。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日本政坛党派众多，各派系之间存在斗争关系，这就为政治献金黑幕的揭露提供了有利契机，在多党政治的各个政党中，反对者往往利用公安、司法的内部关系，了解到内幕消息，随后采取各种手段令其曝光，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前原诚司的“政治献金”丑闻，据日本相关人士分析，就是小泽派系的爆料，使舆论原本看好的少壮派人物的政治前途完全断送。安倍内阁法务大臣松岛绿也因受到民主党议员的检举而辞职。虽然，政治献金无法得到根除，派阀之间的互相揭发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使其揭发的目的是打击对手，壮大自身，但是对于日本政坛的“自净”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大媒体舆论监督力度，让“政治献金”无可遁形。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是揭丑队伍中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在日本，媒体拥有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权力，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就属于合法，并且消息来源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日本的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职责，毫不客气地曝光一起起“政治献金”丑闻，送涉事官员下台。最早是1974年的田中角荣献金丑闻被畅销杂志《文艺春秋》曝光，披露了田中角荣巨额政治资金的使用疑点和男女不正当关系，迫使其在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下台。《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前原诚司等丑闻，在多家媒体深挖后，影响加大，被迫下台③。日本媒体之所以有如此权力，得益于日本的民主性质和法治要求，而日媒能够得到这些“猛料”则还是要归根于政党和派阀之间的攻伐和斗争。媒体和舆论的监督，让想要“暗度陈仓”的政党或政治家们无可遁形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由于失信于民，直接导致民意支持率的下降，政治生涯的終结。比较而言，舆论的监督是对法律监管的补充，在法律难以企及时，舆论则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免责的政治家，不堪舆论压力，而付出沉重代价。

日本作为实行民主制度的法治国家，“政治献金”问题却成为长久困扰日本政坛的一大顽疾。日本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是其产生的根源，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素和政治文化则给“政治献金”丑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日本不能根除官商勾结，亦无法摆脱“政治献金”丑闻。日本的法律又常常陷入徒有虚名的质疑中，法律犹如戴在日本头上的紧箍咒，违法所带来的“阵痛”，却在恢复平静后继续上演“政治献金”丑闻。今后，“政治献金”也将变异、更新为新的变种，弥漫在日本政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因“政治献金”丑闻不断被披露的“不太平”背后，却是在日本派阀斗争和舆论监督基础上的“自净”行为，这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日本至少还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运行④。正如美国一位竞选工作人员所言：“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又有谁愿意改革呢？只要有这种需要，政治献金制度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日本也不会例外。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薛磊：“政治献金的今与昔”，《时事报告》，2010年第12期，第64页。

②朱清秀：“从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改革看战后日本的金权政治”，《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33页。

③许春华：“日本民主党身陷政治献金丑闻”，《南风窗》，2011年第24期，第84页。

④周永生：“日本的政治捐款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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