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

1645年，北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在其日志里记录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位名叫安妮·霍普金斯的女士因为长期痴迷于读书写作，“陷入了悲惨的动摇状态，失去了理解力与理性”。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如果她能更多地关心家庭事务，还有别的那些属于女性操心的事儿……那她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神志不清了”。这样的言论放在今时今日必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攻击，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反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偏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女性作家对此又作何反应？这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中心议题，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以此为由揭示女性写作幽微而曲折的发展历程。通过爬梳史料，她们将目光投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几位女作家，对其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进而探讨父权制度下女性写作的可能。一开篇，吉尔伯特和古芭就抛出立论，诘问“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显然，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作者也无须靠出位来搏取世人的关注。她们之所以如此大胆，皆因有太多不得不说也不能不说的理由。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回到19世纪，这句话或许可以改成“女人一写作，上帝就紧张”。这里的“上帝”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统治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价值体系，通俗地说就是“直男”。《圣经·创世记》早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上帝创造亚当之后深感“他不应该这么孤单”，于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