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

时隔数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特赦制度，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四类犯罪分子。相信对于多数国人而言，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亲眼见证特赦，尽管这一制度在中外司法历史上并不罕见。按照官方的说法，特赦可以展示“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

不过，特赦作为一项宪法条款，迄今已沉睡四十余年，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特赦并非没有争议。从法律人的角度讲，其中最常见的质疑理由之一，就在于特赦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

特赦不是平反，并非要推翻之前针对罪犯的定罪判决，而只是改变刑罚的具體执行。然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管是刑罚的种类、刑期还是执行方式，都必须严格遵守预先设定的刑法规范。然而特赦的存在，实际是在法院判决之后，依然允许他人—而且是法院之外的权力修改法院的量刑，而且不需顾及任何个案证据和罪刑情节。在老百姓看来，犯罪者进了监狱又被放出来，浪费司法资源。此外，特赦似乎意味着法院判决并不是终局的，生效后还可以再改；另一方面，执行刑罚并非完全依照刑法实施，还存在超越刑法的做法。显然，这一做法即便有上位法的授权，也难免引发“朝令夕改”的质疑。

作为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刑罚应当具备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而才可成为公民行为的指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