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人之笔，有史家之笔，有思想家之笔……它们是文明借其书写展开的文本，它们塑造了人格，人也因此传承了文明。如果一个笔才优美或壮阔的人破门而出，操市井围观语，甚至行文中也示其可观的骂人口才……我们可以断定，文化之文并没有化育出可圈点的人格。我们当代人也确实少有人格魅力。远读凑合，近看不忍卒读。

看到一张抗战时期的照片，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老人左手拿一个口袋，右手拄着一把伞。半个多世纪了，老人的眼睛仍透出坚毅的神气、英气。原来是他上街卖番薯，遇到送壮丁到前线募捐，老人倾囊助饷。当时的县长特为之留影。这样的人和画面能保留下来，为人看到，真好。

对真正自由的心灵而言，他不需要外来的布施，他在追求自我的完善。有画家说，那种总希望外人他人认识自己，并因此用种种机巧来引人注目者，在此意义上都是一种“俗”。给别人画的画是俗的，给自己画的画，给自己愉快的，自己追求的，才是雅的。这正是前人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圣贤一类的人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近似现代文明的公民人格，多年前发现这个道理后一度很是沮丧。但看我们不少成年人都把人家的教授、记者、律师如罗尔斯、齐泽克、华莱士等人当作“大佬”、“大师”崇奉，可知我们的成年人是如何尽人生之责和社会之责的，也可知那些敬业的公民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圣贤或豪杰。

历史给予我们的安慰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在无望的日子里，仍有道义理解并救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