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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爆炸牵动土耳其国内政治博弈

2015-09-10方忱

南风窗 2015年22期
关键词:土耳其政府库尔德人尔多

方忱

10月10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了连环爆炸事件。这场被认为是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造成了近100人死亡,多数是聚集在车站附近的库尔德人抗议者。袭击的实施者尚未被确认,但舆论普遍认为“伊斯兰国”的可能性最高。随着土耳其11月1日大选的日益临近,这场空前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牵动着无数有关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博弈。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1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连环爆炸案遇难者葬礼举行。

叙利亚的库尔德同胞惨遭屠戮,现在连“大后方”安卡拉也万分凶险,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致力于摆脱“单民族土耳其”的束缚,还是暂时团结在土耳其政府旗帜下打击“伊斯兰国”?“拼经济”神器不再灵验的正发党,继今年6月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后,还会在11月大选后失去政权吗?内外交困的埃尔多安,会否因为党内竞争和选民厌倦而退出政坛?

爆炸发生后,反应最激烈的无疑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群体。拥有3000万人口的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他们,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的民族聚居区。其中,土耳其境内有1800万库尔德公民,约占全国人口的1/5。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又有数十万库尔德难民拥入土耳其。

然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社会中一直被排挤压制,建国梦遥遥无期。20世纪初的凯末尔主义使得土耳其政府大力推动“消除民族差异,建构国家认同”的同化政策。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甚至丧失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1984年以来,库尔德工人党(PKK)主导的“武力对抗”更遭到政府的强力镇压,至今超过3万人在冲突中丧命。

2002年,有宗教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上台,推行相对温和的民族政策,并一度在2013年与PKK达成了历史性的停战协议,但很快局势再度恶化。在许多库尔德人眼里,本次爆炸事件即便是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所为,土耳其政府也无可卸责—正是土耳其政府的所作所为,招惹来了“伊斯兰国”的袭击。

众所周知,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亢奋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然而,阿萨德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为第二个卡扎菲,而是和反对派保持了数年的拉锯僵局。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军事组织“人民保卫部队”(YPG)竟悄悄坐大,原因是叙利亚政府军疲于奔命,无心应付境内库尔德人的崛起;而美国为了以最小代价推翻阿萨德,把“立场温和”的库尔德人看作可信赖的伙伴,提供了可观的军事援助。YPG作为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代表,和土耳其境内的反叛组织PKK联系异常紧密。这让土耳其政府意识到,叙利亚内战很可能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崛起将造成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武装实力相应增强,进而威胁土耳其的统一大业。

所以,当“伊斯兰国”在2014年开启风卷残云般的攻势,直扑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地盘时,埃尔多安决定“隔岸观火”,以期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打得两败俱伤。此举自然使土耳其政府几乎完全失去了库尔德人的支持,同时也使国际舆论对土耳其的压力陡然增大。为了缓解国际压力,同时也出于遏制“伊斯兰国”犯境的考虑,土耳其今年7月又改变态度,答应开放多个空军基地,供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目标。这样的政策反复使得“伊斯兰国”也开始把土耳其当作敌国对待,对其发起恐怖袭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的进退失据,说明了库尔德人问题如今已很难简单地通过“体制内的和谈”解决。类似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式的解决方案,在土耳其并不具备条件—国外同族的影响和牵制,使得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更加复杂。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也已从“伊斯兰国”手里收复了多个大城市,实行自治。一旦叙利亚内战结束,他们即便无法建国,也至少会建立起高度自治的统治区。这些近在咫尺的“独立”范例,将使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更加倾向于摆脱“单民族土耳其”的束缚。

当“伊斯兰国”在2014年开启风卷残云般的攻势,直扑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地盘时,埃尔多安决定“隔岸观火”,以期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打得两败俱伤。

安卡拉爆炸后的另一个悬念,在于它将如何影响即将举行的土耳其大选。土耳其正发党在2002年首次赢得大选后,可谓百战百胜,势不可挡。迄今,他们已经连续赢下八场全国选举和两场全民公投。可是,在今年6月大选中,正发党遭遇重创,得票率仅为40.8%,赢得550个议会席位中的258席—这不但远低于正发党330席(修改宪法的最低门槛)的目标,甚至没能达到可以单独组阁的276席的简单多数—这是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第一次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更令人吃惊的是,以库尔德人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党(HDP)竟然也历史性地获得了13.1%的选票,成功跨过了土耳其选举制度中的“10%门槛”,赢得了80个议席,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土耳其议会的库尔德人党派。

根据宪法,各政党必须在选举后45天内组成联合政府,但正发党和几大反对党的商讨均无果而终。最终,总统埃尔多安决定在11月1日提前举行大选。由于正发党在6月大选中表现出的颓势,一些分析者甚至认为这次发生在临近大选日期的爆炸事件是政府凝聚人心的机会。局势越动荡,民众安全感就越低,对强有力的执政党的需求就越高。

除了日益恶化的库尔德人问题,正发党衰退的主因是土耳其的经济颓势。当年,正发党之所以能够在选举中一往无前,正是凭借其治下的优异经济表现。短短10年内,正发党将一个经济负增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国家,改造成了中东地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土耳其的GDP增长了3倍,出口猛增10倍,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失业率屡创新低。出色的执政绩效大大巩固了正发党的地位。除穆斯林群体的传统票仓外,正发党还进一步赢得了农村、小城镇居民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拥护。

然而,近两年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严重放缓,目前下降到3%,失业率也重新上升到11%以上,货币更在两年内贬值了40%。重重压力之下,正发党的经济政策仍然依赖于大型工程建设,但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伊斯坦布尔机场、总统府等几个大型项目都更像是在给政府刷新政绩,而非补贴贫民。2013年,其中的某些建设项目甚至激起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正发党的政绩越发显得单薄,而本来被政绩掩盖的矛盾则开始浮出水面。世俗派攻击正发党的“禁酒令”和越来越强的宗教倾向;居伦主义者揭发正发党官员的腐败;库尔德人宣扬正发党背叛和平协议;而原本是正发党坚定支持者的铁杆鹰派,也开始被新兴的右翼政党民族运动党(MHP)吸引,正发党的选民基础不断萎缩。

当然,讨论正发党是否即将失去政权为时尚早。尽管和前几次大选相比,正发党的支持率明显下滑,但宏观来看,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反对党可以和正发党抗衡。老牌世俗派政党共和人民党(CHP)内斗不断;右翼的民族运动党和库尔德人毫不兼容;上次大选的明星人民民主党,则在土耳其经济发达的西部地区根基尚浅。反对党目前可以达到的上限,仍然是加入联合政府,而非彻底取代正发党。

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埃尔多安已经成为了土耳其现代史上的第二号政治人物,仅次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了。作为土耳其这13年来的领袖,埃尔多安驯服了意欲政变的将军,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开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大幅增加了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推动和库尔德人谈判方面,他的贡献其实比任何前任领导人都多。

然而,大选的一次次获胜和他本人威望的不断提高,也激发了他成为“第二个凯末尔”的雄心壮志。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领导了2007年的修宪,将总统改为直选产生,并在2014年8月成功当选。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修宪,赋予总统任命内阁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如果他能在2019年连任,那么在2023年,即土耳其成立100周年时,他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后的凯末尔”。

在今年6月大选中,以库尔德人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党(HDP)成功跨过了土耳其选举制度中的“10%门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土耳其议会的库尔德人党派。

这种通过修宪来延长任期或是显著增加权力的做法,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普京和查韦斯。然而,土耳其的政治生态显然比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更加复杂,而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也意味着埃尔多安对于权力的不断攫取,必将伴随着人们对于他专制倾向的指控。关于埃尔多安家族腐败、操控利率、干涉司法的消息几乎一直萦绕不去。而对此,埃尔多安的应对措施是收押记者、查封报纸和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联想到埃尔多安自己在1998年也曾因为“当众背诵非法诗歌”而被当时的世俗派政府囚禁,今天埃尔多安的做法令人唏嘘。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11日,土耳其安卡拉,民众集会悼念遇难者。10月10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和平集会现场发生连环爆炸案,死亡人数迄今已攀增至95人。

执政以来,埃尔多安逐渐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未来领袖。然而,近几年他的形象在国外也有急转直下的趋势。他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关系从未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随着“伊斯兰国”战事的爆发而冷却。欧盟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公开表达对埃尔多安的不满,批评他的专制作风。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已中断数年。在中东,他的朋友也在迅速减少:由于支持推翻阿萨德,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自然视埃尔多安为颠覆者。而与埃及、沙特的关系,也在穆斯林兄弟会被政变推翻后恶化。

考虑到国内以库尔德人政党HDP为代表的反对派正在不断挑战他的“第二凯末尔”的王座,内外交困的埃尔多安很可能将从此失去成为“下一个普京”的机会。从目前的民意来看,埃尔多安所在的正发党在11月的大选中重新获取单独组阁权都很艰难,修宪的大门更是基本已经关上。埃尔多安的个人政治命运,不是战无不胜的“新凯末尔”,而更可能会像戴高乐、撒切尔夫人那样,成为“因为党内竞争和选民厌倦而退出的政治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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