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前不久，在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上，一位财政系统的厅级官员说，媒体要更加“爱护”财政官员。因为这个系统很特殊，官员愿说、敢说的很少。

对“厅长”这话，我赞同其初衷，但不同意“爱护”的说法，用“理解”更好。

在中国，财政官员是个极其重要却特殊的官员群体。他们被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和其扮演的实际角色存在着不小的错位。

现实原因不易表达，但历史传统却很明了：帝制时代讲求道德治国，道德家被硬说成是国家栋梁，而更重要的财经治国者，尽管“扶大厦于将倾”，其名声却赶不上那些沽名钓誉之徒。

唐朝有个人叫刘晏，这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但同时代的杜甫却比他出名得多。他比杜大约小四五岁，官做得比杜大，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更远在杜之上。

刘晏是山东人，是个神童。有传说称，刘晏8岁时，唐玄宗封泰山，他呈上一篇“颂”，玄宗召见，刘晏对答如流，连杨贵妃都喜欢他。《旧唐书》中确有“举神童”的记载，但没有这么添盐加醋。

刘晏一生的精华篇章不是什么神童，而是为国理财。唐代宗时，他主管财政和经济改革，做到了同中书门下平章（常务副总理）。他的改革很多，选取其中和当今联系最密切两条来看，一是搞“混合所有制”，二是“不劳于民”。

“混改”发生在盐业。在帝制时代，盐业多为国家专营，但唐朝初年，盐竟然是民间自由买卖，连盐税都不怎么收。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困窘才开始对盐专营。国家建立了强大盐务机构，从收购、运输、到终端销售都一律官营，不给民间一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