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对于娃儿们来说，山村的夜晚寂寞得令人窒息——如果没有电影。

盛夏的天时特别长，熬过一个无比悠长的下午，待到夕阳西下，娃儿们匆匆赶牛回家。几户人家已经开始冒烟，准备煮夜饭吃了。放牛的娃儿们却无心吃饭，刚锁上牛圈门，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当然，消失之前，他们往往还会在院子门口显摆似地大喊一声，“嘿，二毛，看电影去了！”这一喊，喊得我心急如焚，喊得我七窍升天，魂飞魄散。

村里的“电影院”设在废弃的老公社会堂里。白墙上面“农业学大寨”的大红标语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醒目。会堂被人承包以后，被新修的一堵墙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外面一层被人租下来开了家打米房，里面一层租给了放电影的。为了节省空间，电影放映员把椅凳都撤了，以便容纳更多观众。“电影院”是两人合伙的，放映时，一人负责放映，另一人负责守门查票。为了提高票房收入，“电影院”出台了优惠措施：凡是大人有票的，娃儿可以免费看。如果没有大人带，娃儿就得买半价票。

但令放映员头疼的是，愿意花四毛钱进去看一场电影的大人并不多。愿意给两毛钱让娃儿自己去看的，就更少了。我们的家长当然也不例外。

因而，我们所说的商量看电影的事，其实就是商量怎么混进“电影院”去。

守门的放映员姓金，年纪轻轻的，我们却习惯叫他老金。老金当过兵，身板直直的，动作十分敏捷，长得眉清目秀，颇有几分英武之气。守门查票时，他身体一侧倚靠门，一只脚提起来一米多高，跨在门的另一侧，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有老金这样的人把守，我们这样的“小混混”很难混进去。

但我们还是有办法。常用的招数有两招。

第一招，转移注意，浑水摸鱼。我们三人抽签选出一人去吸引老金的注意，另外两人趁机从老金胯下钻过去。此时，为了看场电影，小屁孩哪管什么胯下之辱。上当之后，老金提高了警惕，留在外面打掩护的小伙伴可就亏了，要想再进来，得等待很久才有机会。

第二招，深度“潜伏”，伺机而动。打米房和“电影院”之间有个小窗连接，而就在小窗下面，堆着厚厚的米糠。在老金还未就位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自己埋进米糠里。等到电影快放映时，悄然从米糠里钻出来，翻窗进入“电影院”。小窗离老金守的正门还有些距离，且有打米的机器遮蔽，很好地掩护了我们的翻窗行动。

我们看电影的过程，就是和老金斗智斗勇的过程。彼时，我们习惯用电影里的角色来划分敌我。觉得特别坏的，就划为“鬼子”，其他看不顺眼的，就划为“国民党反动派”。老金因为阻挠我们看电影，就被我们划为了“国命党反动派”。当我们向大人炫耀我们和老金的斗争经验时，却被他们泼了一瓢冷水：凭老金那身手，要不是觉得你们造孽（可怜），早把你们几个娃儿拎出来啦！

也许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看热闹的太多掏钱买票的人太少，也许是因为电视的冲击，“电影院”仅经营了两年便支撑不下去了。

没有了“电影院”，电影就不再是村里的“固定节目”。遇到一些阔气的主人办红白喜事时，会包一场电影在自家门口请亲戚乡邻们观看。当然，这样的露天电影，是不需要人守门查票的。老金从此也就失业了。失业后，他决定远走他乡去赚大钱，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老金回来的时候，我已上了中学。虽然多年没见，那一个黄昏，我却清晰地记起老金的面容来。望着快落坡的太阳，我突然想，如果我们当年都买了票——如果当年我们都有两毛钱，老金会不会还一直守在“电影院”门口查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