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以国企改革化解潜在风险

在经济和财政进入新常态之后，缩减政府开支、减小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的盘子是政策的重中之重。扩大国企资产盘子、扩大财政收入的结果只会把经济推向高风险境地

2014年明显是房地产市场的拐点。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下降、房价换方向，土地财政预计在2015年会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预计会同步下跌2%，这将是过去多年没有发生过的变化。我认为接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关键所在。

许多专家都倾向于建议加大房产税、增加其他税种或税率，设法保证地方财政总收入和全国财政总收入。但是，那种倾向性应该纠正。一方面，1995年以来，预算内外的财政收入平均按照两倍多GDP增速在增长，而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则按低于GDP增速在上升，这种差别造成了政府收入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使政府在总国民收入这块饼中的份额不断膨胀，挤掉民间收入占比。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财政开支上。缩减开支、退出本来就不该启动的项目，照样可以修复各级政府、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

当然，同样重要的缓解财政压力的途径，是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企业股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基本被解释为是针对增量国企项目、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而言的，是在为新国企项目、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筹资时吸引民资和其他社会资金。但这种解读和做法是危险的。

首先，这不能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增加政府开支。

其次，这只会继续鼓励投资，使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拉动，恶化经济结构。

第三，这样做的结果使全社会资本总量中更高比重的资金由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使用，对整个经济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第四，通过杠杆强化国有经济比重之后，今后的增量金融资源也必然会过度偏爱国企，而效率更高、产业升级动力更强的民企却得不到。

第五，停滞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利于落实四中全会加强法治建设的决议。根据我的研究，不管是秦汉以来的各朝代经历，还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法治的发展就越容易滞后，行政权力就越容易失控。

最后，我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社会更加偏重投资，民间消费占比会更低。也就是说，当政府控制太多资产与企业时，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更多会到政府腰包，而不是老百姓手里。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结果只是强化国有经济比重，这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民间消费占比难以上升。

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也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更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改革不能集中在增量上，而是要更加重视存量的处理上，甚至只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在对存量国有资产的处理上，将既有的国企、国资项目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公开的招拍挂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现有国企国资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权控股即可。这样一来，回收的国有资本一方面可以用于缓解财政压力、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减轻国企与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负债冲动，尤其是降低它们进一步投资的冲动；另一方面也可以拿其中一部分通过减税、免税方式回馈社会，让老百姓更多分享到一些国有资产的好处。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给一代人命名的危险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形容这一代：“劫后辉煌”。其实，“劫后辉煌”也是一个危险的命名。真正“辉煌”的，也只是“知青”中少数的少数

“命名”总是充满危险的。当把“50后”命名为“知青一代”时，就把人数更多的、根本没有资格当“知青”的另一群“50后”，统统由“知青”代表了。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特指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无论多有知识者.都不算“知识青年”，充其量只能算“回乡青年”。他们被“知青”代表，却没有“知青”的待遇，现在“知青”是从下乡起就计算工龄，而农村青年只能从到城市正式参加工作后才计算工龄。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是“知青”，而不是“回乡青年”。作家路遥的“高加林”，一直形单影只。

由“知青”代表“50后”，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教育、社会、家庭资源和背景.城市占据绝大优势。同时还占据了“历史”的优势，这一代的历史以“知青”来命名，而广大“回乡青年”因此没有自己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50后”现在终于走上最高层领导岗位，其中“知青”占绝大多数，不能说理所当然，却是势所必至。反过来，这又更加强化了“知青”的“历史地位”。国内国外，又开始聚焦“知青”，力图从此角度来揣度中国政治的未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从1968年秋开始的，城市青年从文革中被捧为骄子的“闯将”，突然被抛向农村，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一句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最高指示”，又使文革中红得发紫的“学生领袖”受到整肃。命运的陡变与对现实的了解，必然对“知青”的思想、心态产生深刻影响。迷惘、沉思、奋斗、颓唐……各不相同。对许多“知青”来说，最具“启蒙性”的事情，是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时农村的真相。我是70年代下乡插队的，此前从先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听说过农村的大饥荒，但当自己来到农村，亲耳听到农民的诉说，还是引起心灵的强烈震撼。历史往往要立“标志”，正如李银河所说，“九·一三”是使这一代人开始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与特殊的经历，使“知青”中的许多人在政、商、学、艺界脱颖而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就。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改革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群被戏称为“农业党”的年轻人，几乎全都有“知青”经历。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形容这一代：“劫后辉煌”。

其实，“劫后辉煌”也是一个危险的命名。真正“辉煌”的，也只是“知青”中少数的少数，大多数“知青”，老大不小甚至拉家带口才返城，做最苦最累最无知识含量的工作，收入菲薄又早早下岗，不少人还因突然“挤回家”而引起家中矛盾重重……这才是“知青”的大多数，但是，也被少数的“辉煌”所命名、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