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2015年4月17日，德国科隆，德国之翼失事客机4U9525遇难者的悼念仪式在科隆大教堂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等出席了仪式。哀伤之际，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虑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又该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早在马航MH370失联事件之后，就有迹象和一定依据怀疑可能与飞行员有关。此次德国客机坠毁之后，官方调查结论则在最快时间里指向了副驾驶—一位可能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的飞行员。

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飞行员职业门槛高、培养难，培训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因此，对于这一特殊职业，很多国家不但给予优厚的待遇和工作保障，还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其在优越的生活环境和避免疲劳的身体状况下开展工作。作为飞机的驾驶者，不光掌握着价值昂贵的飞行器，还掌握着机上无数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一承载着公共安全的特殊职业，如何进一步预防意外事件发生，并在制度安排上更加科学、有效，是德国之翼失事客机4U9525事件之后，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

首先，如何管控掌握公共安全责任的特殊职业从业者的心理状态。在一般情况下，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变化，可以被视为隐私。多数的时候，人们有着个人健康信息不被泄露的权利。但对于公共性较强的职业来说，健康与否则关系到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因而，航空公司掌握飞行员的健康状态、心理疾病、休息时间、疲劳情况等基本信息，不仅是企业内部日常管理的常态，也是受到社会重视和支持的必要举措。在这方面，一旦有所疏忽，则必然酿成大祸。所以，驾驶民航客机的飞行员，就一定程度让渡了个人隐私，将自己的健康和心理情况及时交由管理机构掌握，不仅是一个行业的特殊要求，也是认真履行职责所必须的职业道德约束。

其次，这种健康信息怎样由航空公司掌握。比如，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之后，相关信息如果要求个人申报，但当事人有意隐瞒怎么办，或者是身体不适、精神疲劳的情况下照常工作，这样的情形谁来发现和纠正？如果航空公司能够与医院医生共享信息，在隐秘信息保密和调查复核程序上，也要有较为细致的设计和安排。

此外，在飞行员的选拔和培养上，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对其身体条件进行较为严格和苛刻的考察，今后有必要将心理因素、成长环境、生活境遇等事项纳入考核体系，并终身监测和记录，以毫不放松的态度对待其生活和心理的一点一滴的变化。

涉及公共安全的从业者不光要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还要有程序严谨、逻辑缜密的“退出制度”。生活不如意造成的长时间的精神状况不佳，或有已经上升为疾病状态的心理问题，还有身体异常导致难以正常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启动退出程序。让不适合的人继续留在关键岗位上，必然会带来安全的意外和严重隐患。

同时，还要在制度设计和工作安排上，尽量避免意外的发生。如何避免驾驶舱里“只有一个人”的状况，不仅考验着航空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智慧，也应该是各国管理部门在制定行业规则和管理规范时充分考虑的因素。

其实，自身健康关乎社会其他成员生命安全的职业，不仅仅是飞行员。只不过，在较为封闭的空中驾驶环境里，飞行员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生活和精神压力导致很多人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现代人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越来越多，如何在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群里，及时找出肩负公共安全责任的那部分人，进行及时有效的身份甄别和心理引导，并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由此产生的悲剧？个人的痛苦和精神困境，是停留在亲人诉说、自我排解、医生辅导的层面，还是变为管理者及时发现、立即停止其履行职务、创造好的医疗条件促进其康复，不仅是以人为本、表达关怀的个性化问题，还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有效运转的公共课题。

从珍爱生活、生命至上的角度而言，监测公共安全从业者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建立合理合法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报告、辅导、紧急处置制度，已经刻不容缓。眼下，一个巨大的悲剧之后，沉痛和忧伤之余，整个人类社会需要的是对这类事件的理性反思和总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次悲剧就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发出了沉重的预警信号，同时，也敲响了振聋发聩的世纪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