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

收到市里对三台县进行生态审计的通知时，谢晓东心里暗暗捏了一把汗。当时，他已卸任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县委书记一职，担任绵阳市副市长。这次审计以他县委书记任内的生态建设情况为内容。同谢晓东一样悬着心的，还有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局长赵飚——他此前担任三台县县长，因此也成为此次被审计的对象。

两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对离任区县“一把手”开展生态审计，绵阳市这一举措可谓开全国先河。结果会怎样？

牵头部门压力大，指标细化减少自由裁量

同样感到不轻松的，还有绵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吴坤。作为生态审计的牵头单位负责人，吴坤的压力来自多方面。

2014年年初，绵阳市对外公布了区县干部离任生态审计的制度设想，立即引发关注。有网友质疑：“从没听过哪个地方搞生态审计，绵阳是在作秀吧？”

在吴坤看来，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将生态文明建设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可行性尚需检验。

谁来牵头？“市里考虑过由审计局牵头，但经过讨论，又觉得这不同于普通的经济审计，不在审计局职能范畴中。”吴坤说，生态审计带有更多的评估性质，从专业范畴考虑，确实应该由环保局牵头。于是，绵阳市迅速成立了生态审计专项工作组，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

经过反复开会，工作组成员达成共识：审计细则应尽量细化，尽可能减少审计的自由裁量。“我们参考了国家和四川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的一系列指标，最后制定的32项具体指标涉及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等六个方面。”最终的指标体系还纳入了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小流域整治等具有绵阳地方特色的生态指标。

工作组调查与群众测评相结合对环境打分

审计细则出台后，哪个区县适合“第一个吃螃蟹”？很快，工作组将目标锁定为三台县——三台县原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离任时间均不长，并且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县，可以充分检验生态审计的可行性。

为稳妥起见，工作组在进驻三台县开展审计之前，建议该县先开展生态审计自查。“从自查情况看，当地的压力很大。”毕竟这是对刚离任的“老领导”开展审计，若过于严格，怕被人指责“不地道”。因此，自查的结果与工作组的预期相去甚远。

工作组针对该县的自查结果专门开会强调：若只是空谈成绩，对市委、对外界都无法交差。

2014年9月17日，由一位市委常委带队，工作组近30名成员进驻三台县，为期3天的生态审计工作由此展开。工作组成员深入企业、厂矿、林区、河流等实地查看，按照指标体系逐项检查并打分，同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代表等进行现场测评。

根据审计设定，被审计对象的到任前一年为基准年，基准年生态情况的分值，对比离任年生态情况分值，就是最终的审计结论。

由于到任年度不同，谢晓东基准年分值为81.4，赵飚基准年分值为78.7，而两人均于2013年年底离任，因此离任年分值均为86.35。“任职期间水质明显改善，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但仍有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置提升率等9项指标未达到标准要求。”这是工作组对两人开展生态审计的最终结论。

将建生态审计台账，作为干部任免依据

吴坤至今记得，审计结果送达给谢晓东和赵飚后，两人给他打电话时的热情：“很客观很公正，既肯定了我的工作，也指出了不足。”“审计结果对我今后的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

挂断电话时，吴坤长吁了一口气。

其实，审计结果在送达被审计对象之前，便已经送交三台县委、县政府，绵阳市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审计情况。但吴坤一直在担心：“审计能不能发挥作用？被审计对象是否会有情绪？”

“此次审计中提出的未达标事项，实际上也是各地生态建设中的普遍问题。”绵阳市环保局机关党委书记杜天福认为，审计将这些问题提出来，正是为了促进当地党政领导对此形成新的解决思路。

审计结束不久，三台县针对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置率低的问题开展专门调研，引入社会投资，启动了新的乡镇污水集中處理设施建设项目。“提出问题后，能促进问题解决，审计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吴坤说。

吴坤认为，审计的“另一半”目的，在于对地方一把手的警示。“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生态审计今后会形成台账，逐渐和经济审计相结合，成为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