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夷

【摘要】作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交流的无奈》主张还原历史真相，利用交流问题的起源与宗教冲突、交流问题在文学范畴中的碰撞、交流问题中存在的神秘主义以及交流中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思辨这几种方式，探寻交流观念的源头以及沿革。对交流中存在怎样的鸿沟，交流的有效解决机制以及媒介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等问题都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交流传播媒介

一、交流问题的起源、失败与意义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一直渴望突破孤独的壁垒。关于交流问题的探索，始终贯穿于人类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20世纪传播学诞生后，交流问题在传播学中的理论建构与应用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的重要意义。然而，《交流的无奈》一书开端，作者彼得斯便直白宣告：真正的交流不可能实现。他认为，交流的失败一方面源于我们对词语、符号的怀疑以及对媒介机器所产生的困惑，另一方面又源于交流中接收者处在弱势地位、交流中缺乏宽恕意识。

交流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用作者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笔者认为，交流的重要性恰恰体现在人的情感和感知方面。大脑是人类神经末梢的终端，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终端系统，百分百的相通或许并不现实，不过，在彼得斯的引领下我们看到，尽管古今中外交流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人类仍在力图触摸交流这一问题的实质——如何更好地处理交流问题是人类共有的需求和本能。传播学诞生于大众媒介兴起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大众媒介对社会控制、大规模社会传播等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符号传递不再是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但是，意义理解的问题却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有所改善，“……什么东西也不能保证，意义可以跨越两个脑子而成功迁移”，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之中，所有貌似“成功”的交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撒播”，是不知对象，不知结果的撒播。接受撒播的对象能否完全领悟撒播者的意思，并回馈同样成功的信号给撒播者？交流究竟能不能达成？两个人能否完全“心连心”……在当代，这些交流中的鸿沟更多开始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更关乎到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对话”与“撒播”——交流的永恒主题

在首章中，作者将苏格拉底和耶稣这两位西方传统源头的重要人物作比对，引申出《裴多篇》“对话”与《福音书》“撒播”的对立观点。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首先探讨了技术如何影响人之间的交流，以及心灵和欲望之间的沟壑等哲学问题。他认为，交流规范的条件包括心灵和欲望的匹配，以及一种“互惠”的爱欲，即哲人的相爱。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带来了这一问题的最初谈论——和他者的互惠接触，是灵魂回归的必由之路。这些观念打造了后世衡量理想交流的尺度。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探讨了有关“书写”的问题。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已开始涌现纸媒（莎草纸），这一现象对苏格拉底产生了巨大的触动。他批评与怀疑书写的行为是“文字不知接受者的心灵为何物”，认为心灵交流必须是亲切、自由、鲜活、互动的，是心灵和心灵之间的“对话”，要在有形体的人之间进行；而书写不分对象、缺乏内在灵魂。所以苏格拉底极力推崇口头传授，并认为这应该是一对一、点对点、有对象且扎根对象心灵的口头传授方式。

随后，彼得斯引出与“对话”截然相反的一种西方传统，即“撒播”，代表是《福音书》。作者梳理出有关撒播的观点——把广泛的撒播看作是公平交流的形式，撒播后的意义完全交给受者处理，能否完全达成交流，全看受者的意志和理解力。《福音书》中表明强求互惠是错误的：“如果每一个问题都非回答不可……那后果是多么无聊，多么霸道啊”。这种爱是对他者的同情。

彼得斯在本章最后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稀罕而绝佳的场合，对话才能够兴起；撒播就是造就这种场合的基础。撒播不是遭难，而是我们的命运。”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没有因人而异的互动（对话），生活就缺少爱；得不到一般的互动（撒播），生活就缺少争议。

三、符号与意义之不可解读

在后几章中，彼得斯带领读者从古希腊漫步至中世纪，从中世纪又跃进到近代。在中世纪阶段，基督教、英国经验主义以及19世纪的招魂术成为作者主要剖析的三种交流观时期。而对于近代的交流史，作者则选取了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克尔凯郭尔三位哲学巨匠的思想作为主要代表。

基督教认为心灵的完全对接是关于交流的“规范”。圣奥古斯丁认为一旦陷入技术困境，就会沦为文字的奴隶，因此，不能过分依赖符号，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作者还阐述了洛克对政治和语义之间微妙关系的思想——洛克宣扬语言的个体意义，其正面影响是强调了个人的尊严。但是，反观负面影响，个人成为决定意义的上帝，是否也意味着模糊甚至妖魔化了公共意义？从这方面来看，洛克的观点似乎并不全面。

19世紀的招魂术，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具有记录功能的媒介再度调动起人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在19世纪，宇宙和心灵，宇宙和思想能否合二为一的想法，恰恰折射了那个时代民众渴望摆脱孤独与痛苦的心情。彼得斯用大量的字句描述了催眠师先驱梅斯梅尔的观念，并解析催眠所描绘的一致性不仅是心灵和谐的景象，也是迷失自我、屈从他人意志的一种表现——自我虽然可以因自主而封闭，但同时也会因开放而危险。

彼得斯对死信现象也提出了个人看法。死信，是指因为地址等其他原因无法投递的信件。在邮政系统尚未成熟的过去，死信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被销毁或拍卖。不论东西多么稀奇古怪，对于寄信人和收信人而言，物件都承载着特别的含义。作者用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东西就像象形文字，失传的预演，他们对某地某人肯定有话说，但对我们而言，这种语言却是封闭的书。”彼得斯认为，死信之所以令人惋惜，并不是因为人的联系被切断，而是心没有送达。作者用死信来暗喻人际交流中存在一种病态的情形，指出交流的意义只对特定的人开放，证明并非一切意义都是公共的，普遍的。反观大众传播发展历程，专业性、针对性很强的报刊、杂志；特定的电视专题；微博上的广告推广与投放……我们已经视交流的特定性为一种常态。

招魂术是人们渴望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实现交流欲望的一种形式，作者断言：“与死者的交流是诠释学的范式：在收不到回信的地方进行的解释的艺术”，这话实在一语道破天机——“交流是一种诠释”仍然适用当代——以新媒体发展为例，微博规定了140字的言论限制，碎片化的语言在互联网中泛滥，但这些话语注定只能承载书写者思想的很小一个片段，因此，对书写者思想的理解，反而成为了阅读者的障碍，阅读者不自觉的将阅读演变为一种解释性的行为——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受来揭开书写者的心灵，通过书写者本人碎片化的语言来判断事实真相，这和彼得斯所描述的招魂术行为本质上又有何区别？不论媒介技术、媒体环境如何变幻，人类的这种解释性行为却始终如影随形，更讽刺的是，尽管如此，人类还将继续秉持这种行为方式，不断试图释放信号与诠释信号，在信号的彼此对应之间寻找平衡——而最终，这些结果都可能只是一场误解。这种微妙的阻绝、未被解读的弦外之音，不能不说是伤感的。

在近代哲学交流思想史部分，黑格尔认为“交流与其说是个体间的接触，不如说是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社会关系，以便于建立共同的世界……交流不是思想运输，而是组织生活状况的危险，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努力，交流的目的是所有的人都互相承认。”马克思对交流的思考类似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具备撒播能力的媒介（在这里主要是指货币，马克思将货币看做媒介，并且不仅仅是交换的媒介，也是具有表征意义的媒介）持批评态度，对对话本身则持有一定的信仰。

彼得斯所列舉的最后一位哲学家是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对于交流问题显然比马克思更消极，马克思主张能动性可以战胜困境：“只要从私有制和生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就有潜力改造一切，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也不例外。”但是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要是生活在这世上生命有限的凡人，某种程度的异化就必然产生”，笔者认为，这意味着虽然人具有无限的能动性，但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这对交流来说仍然是一个困境。

事实上，在大众传播中，因为“误读”而模糊隐蔽含义的现象并不少见。人类所使用的所有传播手段，包括语言，都是被预设的目的和动机牵引和牵制的——一条电视新闻承载了策划者、采访者、受访者、拍摄者、制作者以及播出者等人所赋予的信息，受众究竟能理解到第几层？人类要如何确认思想的契合度？在知识权力的构建下，预定义如此简单，但是，预定义的背后承载的那些庞大的、无孔不入的意义们究竟要如何疏导？真实性如何把握？可见，不论大量传播手段如何去运用，仍然无法还原内心的真实；不论传播方式如何发展，也始终无法填补欲望的沟壑。

这令人联想到社交媒体传播运营形式。相比之下，微博作为“一对多”模式，更为重视推广功能，营销方式更重“量”。微信则偏重“点对点”的信息传送，更倾向社交功能。虽然信息量的泛滥都给二者带来了碎片化信息递增的困境，但是，相比微博，微信的营销模式更为私密和具有针对性，依靠的是朋友圈内人际传播，营销的目标群体无法预判——信息被推送向何方？推广与营销的效果如何？反馈的情况是怎样的？都很难统计。我们应该反思：这种交流是成功的吗？

“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的彼此对待吗？”或许彼得斯的这种思路更符合当今的传播形势，衡量交流的尺度应该是行动的成功协调，而不是谋求精神圆满的满足。承认他者的特性，更专注于在分歧中获得共生，可能才是未来大众传播最应该学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