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绮晖

湖南，地理位置优越，是“绾彀南北，控制东西”的交通机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锑、锡、铅、锌、钨储量皆居全国前列，素有“世界锑都”和“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美誉，湘中、湘南蕴藏着大量的煤、铁。这些使得湖南成为国防重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湖南是重要的抗战后方战略基地之一，积极开展建设，发展交通、开发资源，打造战略物资生产和供应基地。

群情激奋，

组织支援前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了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以来郁积已久的抗日救亡情绪。虽然远离华北战火，但湖南民众抗日情绪也骤然高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社会各界、城乡居民，积极行动，迅速形成以长沙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全民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在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动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和行动。1937年7月9日，长沙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当场捐献工资，并通电粤汉铁路全线工人一致捐薪援助，揭开了战时湖南民众捐款捐物的序幕。战时湖南民众参加捐献的阶层十分广泛。在捐献运动中，各种抗敌协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作为成立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之一，仅1937年8月18日至10月26日，便募得捐款68万余元，布鞋4万余双，毛巾13万余条，防暑药30余箱，棉背心3000余件，布袜1万余双。自1941年秋在国统区发动1元献机运动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

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湖南接收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大量伤兵难民，至1938年10月25日，来湘伤员就达2万人。在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下，各抗日团体组成伤兵难民服务团，长沙抗日团体与十几家伤兵医院建立了16个俱乐部，开展“服务军人难胞活动”。衡阳工人组织伤兵服务团，桃源工人成立“伤兵之友社”，热情接待过境伤员。抗战开始后，由外省来湘的难民数以万计，对此，各界民众发起了多次救济难胞运动，长沙城内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7个难民读书班。各文艺团体联合举办“济难公演”，不少观众为难民慷慨解囊。商界人士组织“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进会”，数天之内便筹集数万元资金，寒衣3000套。难民协进会还负责为难民发贷款、办工厂、谋职业，帮助难民解决各种困难。

坚持生产，筑建战略后方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腹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全省上下奋力构筑抗战的战略后方，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对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力加强交通建设。全省修建了连接全省城乡的公路网络，加速修通了湘桂、湘黔、川湘等公路，使湘省公路与赣、鄂、粤、川、黔相连接。在铁路建设方面，经过三年努力，使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后，又修建了湘黔铁路、湘桂铁路，并使湖南铁路与浙赣铁路接轨，完成了三大铁路在湖南交轨。此外，湖南还架设了湘鄂赣长途电话线，疏通了汉口至常德、长沙至衡阳、长沙至常德的水道。这些，使湖南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对支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湘黔公路成为连接大西南的交通命脉，川湘公路担负了援华物资输入和战备物资输送前方的重要任务，衡阳机场成为抗战时期南方最大的中美军用机场和中国重要的航空中转站，芷江机场成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建设战略物资生产和供应基地。湖南丰富的铅、锌、锑、钨、煤、铁等矿产资源，都是军事工业和中国出口换汇急需的战略物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长沙设立锑业管理局，加强对特种矿业的管制。先后兴建了湖南模范炼锑厂、湖南铅锌矿、湘潭钢铁厂、湘潭电工器材厂、茶陵煤矿等厂矿。抗战前期，湖南肩负着支援全国兵源、人力、财力、物力和战略撤退中转的重任。193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之后，国民政府公布《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内迁大后方的工厂企业约有三分之一落户湖南。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等重点兵工企业。抗日战争的前期、中期，爱国民族工商业家也频将东南沿海工业迁湘。从1938年初开始，沿海工业迁湘的有机器、金属、化学、纺织、电机、印刷、陶瓷、玻璃、矿业、粮食等方面的厂矿企业，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湖南近代工业企业由1938年前的90多家发展到1943年的500多家，仅次于四川，居国统区第二位。衡阳工商企业发展到5000余家，成为国统区仅次于重庆的工业中心和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个金融中心；湘西、湘南迁建和新建了一批军需民用工厂，出现了洪江、辰溪、祁阳、新晃等新兴城市。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有所回升，棉花、油菜有所增长。湖南滨湖各县亩产的52.79%上缴为抗战公粮。抗战期间，湖南每年提供军粮1000万担左右，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其数量之多，常居全国各省之首。此外，湖南供应国民政府的粮食，也超过其供应军粮的数目。

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说：“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奔赴前线，武装夺取胜利

面对外敌入侵，有血性的三湘儿女，奋起反抗，或投笔从戎，或抛家舍业，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

长沙等城市爱国学生争先恐后要求奔赴延安或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各地青年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所设机构奔赴延安的就有600多人，其中直接分配至八路军的就有130多人。参加各抗日军队的人数则更多，仅1938年4月16至22日一周内浏阳县就有1000多名青年走上了抗日前线；衡阳城乡工人参加抗日军队的在1000人以上。1938年春，长沙的织造、缝纫业工会和益阳的织造、靴鞋工会，南县的码头工会，铜官的陶业工会和醴陵石成金煤矿工会都掀起了工人参军抗战的热潮。1938年春，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约8000人先被编为湖南新编保安第一旅，经整编后扩为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兼募兵制，为“普及国民兵役”“维护征兵事务”“掌理壮丁训练”，于1937年春起在湖南先后设立了衡郴、宝永两个师管区和沅辰、长岳两个预备师管区，数目之多为苏、浙、赣、豫、鄂、川、黔、陕、桂各省之倍。湖南每月征兵任务都得以完成或超额完成。据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统计，湖南全省8年抗战中参军人数共达210多万人，占全国征募兵员总数的15%，仅次于四川省。但从人均负担兵役来看，湖南平均每15人就有一人参军，居全国各省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

淞沪抗战爆发后，湖南工人、学生、妇女、教师、职员、退伍军人，自动组织敢死队、义勇队、汽车队、战地服务团和慰劳队，奔赴淞沪前线支援抗战。仅1937年8月至10月，就先后有10余批，达1700人之多。抗战时期，湖南人民先后有百余万人参加了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布雷、毁路、破坏敌人水陆交通，有力地保障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拖住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湖南民众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大小数百支，人数近10万，他们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配合正规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数万人。据统计，在近6年的艰苦抗战中，湖南军民打死打伤日军共计29万余人，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