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不但敢说，而且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同时，他不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当时，书法成就享誉古今，有才情、有识见、有追求、有担当。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地主政期间，他发展教育，建设水利，打击豪强，破除陋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赞颂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的千古名臣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祐三年（1036）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抱不平，结果也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高若讷为“不肖”。其中，《咏范希文》一诗曰：“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当年得从谏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责甘如荠，沃然华实相葳蕤……”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当时恰有契丹使者来宋，他们购得此诗，携带至辽国，张贴于幽州馆舍，供人品鉴。

庆历四年（1043），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是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1044），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蔡襄的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皇帝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按照祖制，御史弹劾官吏，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以示宠幸。

蔡襄在京城任言官时间颇长，在地方任郡守也不短。在京以规劝皇帝、纠察百官闻名，在地方则以勤政务实、关注民生著称。

庆历四年（1045），蔡襄以母亲年老体衰需要就近照顾为由，请求宋仁宗让他到家乡福州任职。宋仁宗为他孝心所感动，安排他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到任伊始，便开始察访社情民情，当他了解到当地由于水利设施、尤其是“古五塘”年久失修，导致旱情年年困扰、粮食年年歉收之后，决定对症下药，兴修水利。“古五塘”处于原东湖位置，东湖是晋代严高任太守时所修，大致位于今福州东湖宾馆、温泉公园、琴亭湖一带，后来疏于清理，淤塞严重，一部分高抬成田地，一部分分隔成接近水库大小的池塘，“古五塘”或许就是这些面积较大的池塘。总之，蔡襄说干就干，他积极筹措资金，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清理淤泥，疏通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古五塘”，使大面积农田受益，水旱无忧。

皇祐六年（1054），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却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以简驭繁，决断如流。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说明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次，某富商被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后来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终于明白了捕快的“把戏”，遂将流浪汉当堂释放，反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祐元年（1056），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双轮驱动。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盂、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典田卖地，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才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祐五年离任，前后共计四年余。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古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二十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却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为此抱怨连天。为此，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一点二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祐四年底完工，造福了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老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三百五十公里，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了当时最具影响的绿化工程。时人感激他的功绩，不但为他树碑立传，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民谣来纪念他。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中，便记录了两首当时老百姓创作而且流传甚广的诗歌，一首曰：“道边松，大义渡至漳泉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同？委蛇夭矫腾苍龙，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另一首曰：“洛阳桥，一望五里排琨瑶，行人不忧沧海潮。冲冲往来乘仙飙，蔡公作成去还朝。玉虹依旧横青霄，考之溱洧功何辽，千古万古无倾摇。”

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被认为是引领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宋四家”的书法风格，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奇崛，米芾俊迈豪放，蔡襄则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均自成一格。

蔡襄书法上承晋唐法度，下启宋人的意趣，“取神气为佳”是他的书法主张，真、行、草、隶四体均达妙境。蔡襄的书法，在当时就被许多同为书法大家的士大夫推崇备至。苏东坡说：“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黄庭坚评价道：“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朱长文说：“君谟真、行、草皆优，入妙品。笃好博学，卓冠一时。”诗人刘克庄十分喜爱蔡襄的书法作品，并收藏有许多蔡襄的书帖真迹。他在评论蔡襄《临真草千文》时说：“忠惠蔡公书法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乐毅论》，皆有临本，而《千文》尤为妙绝，岂非备众体然后能自成一家欤？”有人说“宋四家”之蔡为蔡京，而在这些书法巨擘的眼里，蔡襄能博得“本朝第一”的美名，可见蔡襄书法水平的高超，“宋四家”到底是此蔡抑或彼蔡，都无伤大雅。

蔡襄遗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自书诗帖》、《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等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以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绝世珍品。说到“忘归石”，当地还有一段传说。当年，蔡襄出任福州知州期间，曾多次游览鼓山，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暮色已降，蔡襄仍乐不知返，感慨之余，书写“忘归石”三字于灵源洞的深涧峭壁边，后刻石纪念。时隔百余年，南宋诗人赵晋臣游玩至此，看到蔡襄题刻后，有感而发作诗曰：“登山心悦倍精神，欲往山间未有因;刚道忘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赵晋臣把他的诗题刻在“忘归石”的对面，以示对蔡襄的纪念和景仰。

蔡襄书法独步当世，宋仁宗也极为喜爱。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不过，蔡襄并不以此作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手段，反而坚持原则，对于违反原则的要求，即便是皇帝的安排，也不怕“忤旨”、“抗上”而拒绝执行。皇祐六年（1054），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等，其中不乏僭礼越制之举。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操刀，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他便以“此待诏职”为理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嘉祐八年，试图振兴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当家人。当时，蔡襄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事实也接近可能，当时蔡襄与欧阳修齐名，都以刚正不阿著称于士林，宰相韩琦极力向宋英宗推荐欧阳修和蔡襄二人出任参知政事。然而，宋英宗毕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于直言了，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愚蠢到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而心灰意冷地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时，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继续提出请求，怎么办呢？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五十六岁。蔡襄去世后，欧阳修为失去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至交而悲痛万分，特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以资纪念。其铭曰：“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