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强

降及近世，中国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文化之自信跌至谷底，一大批有识之士逢此巨变，进退失据，乃纷纷以西学启蒙为职志，对传统文化疾之已甚，必欲灭之而后快。1912年1月19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普遍教育暂行条例》，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2月8日，上任伊始的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宣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以此为废除读经辩护及张目。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差不多是一篇“白话文宣言”，以一种十分武断的“进化论”思维，宣布了“旧文学”的“死亡”，“新文学”即“白话文”的“复活”。“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号角，就此吹响。1920年，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激进者竟把文言文视作洪水猛兽，甚至有“废灭汉文”（钱玄同）、“打倒孔家店”（吴虞）等偏激之论、诬妄之行。然而事情还未结束。1925年，鲁迅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如此乖张偏执的议论，在当时却成为“新青年”们文化革命的“风向标”，处世立身的“指南针”。中道难行，过犹不及，于此可见一斑。

回顾近百年的历史烟云，再来看看当年的这场“废经”运动，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蔡、鲁、胡这几位饱读经典的文化精英，在一个“咸与维新”的时代，罔顾自己成才与读经的因果关系，来了个釜底抽薪，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以改造国民性、救生民于水火的凛然大义，剥夺了孩子们学习经典的权利，也割断了经典教育的千年学统与文化命脉。从此，中华传统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

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的教育理念一旦成为教育主流甚至教育制度，它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态所起到的只能是“简化”、“俗化”、“矮化”乃至“恶化”的作用。到头来，胡适们所提倡的“平民教育”成了最广泛的“愚民教育”。正如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从前的愚民，是不许人民接受教育，现代的愚民，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看看胡适的学生、废除读经后受小学教育的唐德刚怎么说：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在是他们本能上记忆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指当时小学生普遍诵读的“儿歌”——引者注）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唐德刚：《白话文运动的省思》）

近些年很有一些人推崇“民国国文教材”，但我看过那些教材后，并未兴起“怀旧”的雅兴，反倒觉得今天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低幼化”、“零碎化”、“庸俗化”，正是民国教材的进一步“深化”，可谓一脉相承，其来有自。连反对读经的傅斯年也认为当时中小学国文及历史教材“浅薄荒谬”（《论学校读经》）。沿着这条“选本教育取代经典教育”的羊肠小道走下去，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来的。

2005年，病中的钱学森发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追问。在我看来，钱学森所谓杰出人才，并非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那样的专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器”的层面——而是博文约礼、内外兼修、学贯中西、心怀天下的大师巨擘。这样的大师，古代固然层出不穷，民国时期亦其数甚夥，唯独这半个多世纪，大师难得一见。为什么？盖因教育生态严重板结、固化，经典教育被从学校教育中连根拔起，民族文化之源头活水无法灌溉下游，加上“应试教育取代人格教育”、“灌输教育取代体验教育”等种种弊端，致使目前的中小学人文教育完全功利化、工具化、格式化，教师只能解习题、考试之惑，而不能传圣贤之道、授学问之业，这种“格式化教育”或曰“标准答案式教育”的恶果是，学生的灵根慧性无从开发，甚至沦为知识容器，颟顸懵懂，“无知者无畏”，直至千人一面，“泯然众人矣”。

窃以为，值此传统文化“一阳来复”之际，欲全面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培养民族文化自信，非深入进行人格教育与心灵教育不可，而人格教育与心灵教育之落实，又必须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经典教育。兹根据我个人多年阅读和教授经典的体会，总结出不读经典的“十大流弊”，胪述如下：

流弊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要人明人伦、行孝悌，然后才去学习文化知识，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伦理道德自成系统，归根结底，乃在回应人之所以为人必须处理与协调的几种伦理关系。摆在第一位的即为“人我关系”——他人和己我之关系。孔子对待人我关系，更重视律己严而待人宽，不在责人而在克己。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处理人我关系的黄金法则，不可须臾或离。此外，传统文化中的“五伦”皆属于“人我关系”。有其伦，必有其理，是谓伦理。孟子所谓“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正是对人伦之理的精彩概括。不读经典，常常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只知爱己，不知爱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狭隘，充满戾气，甚至视他人为“地狱”。殊不知，周遭如果皆成“地狱”，自己又怎能成为“天堂”？如今大学频传恶性事件，投毒、手刃同学者时有发生。就在此文写作中，又传北京某大学一大三男生，竟然持刀杀死两名舍友。受过高等教育者，竟然如此穷凶极恶，固然有种种原因，然基础教育中人格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伦理价值的荒芜，恐怕难辞其咎。

流弊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

儒家伦理中要处理的第二大关系便是“群己关系”，即群体和个体之关系。人是社会中人，无论在家还是在邦，皆需要面对在一群体中个体如何安顿之问题，或者个人之特殊利益如何与共同体之普遍理想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说人我关系要行忠恕之道，那么群己关系则当行仁爱之道。故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而其弟子子贡则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与“博施”，皆为个体对于群体的应尽义务与基本担当。子路问君子之道，孔子则循循善诱，一连说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不同境界，实则对应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理想。换言之，个体价值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整个群体之共同进步和发展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然，孔子也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说明孔子在看待群己关系时，既注意到个人对于群体的责任，同时也规避了群体可能以“大多数”的名义对个人造成的价值判断上的误读和扭曲。总之，“群己”这一对伦理关系，可以有效地规避现代社会民主与自由诉求中产生的有己无群的利己主义，从而在个体价值中渗透“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的平常心和包容心。读经典，就是能够让人能“见其大而忘其小”，涵养出一份与人为善、敬业乐群的古道热肠和仁者情怀。

流弊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

天人关系即自然和人类之关系，是我们要处理的另一重大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文化，“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等思想深入人心，其德性养成之功和伦理教化作用不容忽视。人如何自处于天地之间，如何与万物相对待？这是一个涉及灵魂皈依的大问题。一个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其实是传统文化中涵养人心、培养正信、移风易俗的朴素道德观和价值观。古人以“天”为万物之主宰，“天”虽不是人格神，却有着类似西方人格神的道德属性和神奇力量。故天道、天命、天理，都是人应该顺应、遵循甚至敬畏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都是教人敬畏并顺应天命，存善心，养善性，不做逆天悖理甚至伤天害理之事。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经典教育的缺失，遮蔽了国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基本敬畏和终极追求，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法无天”。人一旦没有天地敬畏，就会丧失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现在的生态环境恶化、地质灾害频发、水污染、食品安全、甚至雾霾等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天人关系”的恶化，是人的欲望过分贪婪与膨胀造成的。如果再不引起重视，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

流弊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

传统文化除了要处理上述三种关系，还有一个关系便是“物我关系”，即如何看待和处理身外之物与自我心灵的关系问题。这个身外之物，盖指人所离不开的物质世界和欲望对象，如金钱、财物以及现代人日益依赖的高科技产品。人当然不能离开外物而生存，但在对外物的追求中，人又极易陷入贪婪索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所谓“人为物役”，或是“人的异化”。庄子认为，人要想摆脱外物的牵累，就要“物物而不物于物”——支配外物而不要被外物所支配，否则人就会成为物质的奴隶而失去心灵的自由。换言之，这是外物和自我心性的博弈。事实上，整个儒家“格致诚正”的“内圣”之学，不如说就是“心性”修养的工夫。孔子的很多言论，如“人不知而不愠”、“不迁怒，不贰过”、“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都跟心性修养有关，可以说是孟子心学的源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里的“求其放心”，乃是为了找寻到放失已久的本心、良心或曰赤子之心。王阳明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将“心”置于宇宙间最高真理的地位，彰显了人之心灵的至纯至善，提升了中国哲学的形上维度。儒家的这种“反求诸己”的“养心”工夫，体现的是一种重“心”轻“物”的哲学观，对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健康的心性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对“心”的重视与追求，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大旗高扬、“商品拜物教”横行的时代，更是有祛魅的功效;不如说，可以算得上传统文化对西方工业理性的一次反向“启蒙”。

流弊五：只知有术，不知有道。

近百年的中国教育，受西方影响，渐渐沦为专业化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职业教育。求学者只知有技、有知、有术、有器、有艺，而不知有道。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念兹在兹的不过一个“道”字，各家各派的学说，也可谓各表其“道”。因此中国古代哲学，不妨可以称之为“道学”。《易传·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所谓“君子不器”、“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无不指向对“道”的求索、把握、贯通和实践。学术也好、科技也罢，皆可不断递增和更新，唯天地人伦之道，才能“一以贯之”，这就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老子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人生有限，学海无涯，故求知可以“做加法”，“日知其所无，月勿忘其所能”;天道流行，一以贯之，故求道不妨“做减法”，由博返约，以一统多，只有摆落“器”、“术”之千变百计，方能一通百通，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经典中不仅承载着圣贤的智慧，实则亦蕴含着“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的“常道”。不读经典，人或可凭借聪明而学有所成，却失去了为“道”所浸润、与“道”相往来的可能，遇到“道”“器”相冲突之时，很可能会就“器”而违“道”，甚至成为“无道”之人，岂不可惜！

流弊六：只知有贤，不知有圣。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人文精神，重视人在有限的一生中不断精进，博文约礼，下学上达，进而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孔子的教育，不在教人如何成才、成器，而在如何成人、立人、达人、爱人。所以，儒学亦可谓之“人学”。人生最大的学问就是如何做人，如何成就自己。故孔子之学，也可谓之圣贤之学。多才多能者谓之“贤”，智通天地、德赞万物、仁贯古今者方可谓之“圣”。孔子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过程。仔细体会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口述自传”，可以分明感受到一个平凡生命的不断爬坡、不断精进，由凡而学、由学而智、由智而仁、由仁而圣，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伟大进程。这种以人合天的境界和气象，就是圣人的境界和气象。故古人求学，就是学圣贤，认为圣贤可积学而至，所谓“人皆可为尧舜”。宋儒更在“太极”之外，复立“人极”，这种“立人极”的文化，可以说是圣贤文化，是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永不懈怠的“为己之学”。即便当今之世，圣贤之学也并非“颗粒无收”，晚近钱穆、唐君毅诸先生，佛教界的一些大德高僧如星云大师、证严法师等，皆已通过一生的勉学精进，证成了这一文化的无穷力量。

流弊七：只知有利，不知有义。

儒家之学也是君子之学，故最重君子小人之辨，而在君子小人的分判中，尤重“义利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并非否定人对利的需求，只是希望一个求道的君子不要汲汲于财利，不要“见利忘义”。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利之辨”不仅适合做人，也适合治国。治国者无不趋利，而孟子则对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一个国家，如果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礼义廉耻、公平正义，一定会把国家变成“小人之国”。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却还希望达到高度的精神文明，实现从安居乐业的愿景，实在是一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事。义利之辨，关系甚大，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行。

流弊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

“用”与“利”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没有受过经典滋润的人，也可能识文断字，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挣很多钱，也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标;但是，一个“有用”的人，很可能只是一种“工具型人才”，也即孔子所说的“器”——执行能力很强，动手能力不错，但就是“缺根弦儿”——缺根什么弦儿呢？就是缺乏对“无用”之物和“有益”之物的关注，他做一切事，首先会问自己：“有用还是无用？”一旦觉得无用，也就弃之不顾了。而事实上正如庄子所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用”之事对人常常“有益”。比如读书、听音乐、看画展、游山玩水等活动，大可怡情养性，提升“幸福指数”。一个每天只想着“私利”或“功用”的人，一定缺乏审美能力和大爱精神，你很难指望他能做“公益”和慈善。这种只知有用、不知有益的思维方式一旦大行其道，“煮鹤焚琴”、“暴殄天物”之事势必层出不穷，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自然会每况愈下。

流弊九：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

今天很多人只有一人一家之捍卫，而缺乏天下之关怀。这也是不读经典之缺失。《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学者为学次第，则先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工夫，达到修身之目的，进而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可知天下关怀更在个体眷顾之上。这里的“天下”，实际上是指礼义廉耻，文明传统，也可指“道统”。古语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天下关怀事实上是一种“一体之仁”的境界。正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是何等博大的心胸与气魄！“一体之仁”还包括对天地万物都怀有一份体恤和悲悯，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对天下关怀的进一步提升和光大。不读经典，怎知天地间有此一种境界？为“小我”之私欲蒙蔽时，又怎能获得“大我”的提撕和超越？

流弊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

每个人都有肉体的生命，佛教谓之“色身”;与此相对的还有“法身”。“色身必赖饮食长养，而法身必赖智慧以长养”。法身之命，是为“慧命”。儒家也有类似的表述。《论语·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的“斯文”，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之“慧命”。就个人而言，身家性命转瞬即逝，而精神慧命则可传之久远。《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观念，体现的正是无限之灵心智慧对于有限之生命存在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真是大有深意在焉，其所蕴含的或许是这样一种认知，即“道体”之“慧命”，要远比“个体”之“生命”更重要，也更长久。体认和把握了这一“慧命”，并为之贡献心力和生命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朽”的。纵观整个中华文明，虽历经千劫百难，至今仍然生生不息，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体，都或多或少贡献过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个体的生命如涓涓细流，或明或灭，而整个民族文化却是长江大河，滔滔不尽，有着历久弥新的蓬勃“慧命”。读经典，正为接通民族文化之源头活水，养这一种“至大至刚”的“天地浩然之气”，从而延展自己的精神慧命。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即使“皓首”也未必能“穷经”，所以我只能赞同“有限读经”论。所谓“有限读经”，其意有三：一、鼓励有限的人群读经，而不必搞成“全民运动”，至少，正在学校受教育的中小学生应该读经。二、即使对于在校学生而言，由于课业负担已够繁重，故只能读有限的经典，即择善、择优、择要而读，比如四书须读全本，五经、老庄及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精选泛读。三、有限度地读经，即有计划、有层次、有区别地读，注意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可提出一个适中的标准，而不必搞“一刀切”，对于一般孩子，“浅尝辄止”亦无妨，至少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这方面，台湾推行数十年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可作为参照。而最为关键的是，广大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一线教师，要补补经典这一课，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语文教师应该成为读经、诵经、讲经、传经的生力军。学经典、教经典的过程最先受益的是教师自己，师生共学，教学相长，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