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作家唐诺喜欢称自己为“知识的转述者”，这本《重读》，重读了包括海明威、康拉德、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等14位作家和约翰·密尔、以赛亚·伯林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转述，又大于转述。如同梁文道评价唐诺的另一本书《尽头》：“推理、思考、联想太丰富、太绵密。你好好地把这本书读完，我觉得你会学到非常多的如何仔细地有耐性地、别出心裁地去阅读文学的方法。”

读书贵精不贵多，这是重读的最大意义。博尔赫斯就反复说过：“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其次是唐诺所说的：“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

有关自由，这个人类最必要但也可能最麻烦滑溜的话题，我想，我们先来看它两个不大一样的面貌：

一是原则性的、本质性的。通常我们在未有任何理论或证据支持之前，很容易先经由某种直观察觉到，它似乎在我们人的生命成立那一刻就同时存在，是生命的最根本属性之一，就像一只飞鸟、一条游鱼、一头非洲草原上觅食游荡的猎豹，你说它们隶属谁？它们当然是自由的。事实上不自由那还能怎样？不必通过人类学、历史学云云的细究，甚至不必仰赖什么考古证据，这我们称之为自明的，是生命最素朴意义之下的生而自由。卢梭便是直通通把它当一切前提讲出来的人，不只卢梭，事实上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早期论述中，它都成为最重要也最有效（因为每一名听者都可分享这个直观）的论证，让自由成为人堂堂皇皇的天赋权利，超越了每一种世俗的权势，不论他是国王、是教士僧侣，甚至是美国这样第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