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事美

细观古代中国，总有一个很拧巴的事实，那就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常常“分居”两地，南北天各一方。为了解决这种“相思”之苦，往往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结，如开凿运河以贯通南北，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便是如此产物。南北江河相连，两地牵手长饮“相思水”，如此的国家浪漫，让国人也是醉了。然而，在这浪漫的背后，则是皇权意志下的奢华与任性。为了供养京师地区，运河便成为了向统治者输送供给的专供渠道。其中，漕运调粮则是最主要也是最长久的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

历代京师地点不同，但调粮的形式基本大同小异。京师作为都城，人口众多，开销巨大，皇室、官吏、军队、百姓都会对粮食产生巨大需求。无论是长安、开封，还是北京均是如此，长安从关东调粮，开封从江淮调粮，北京从东南调粮。在政权初建时，调粮尚少，如唐朝初年，每年调粮大概只有10万-20万石。随着政权的稳固，机构越发臃肿，京师及周围地区迅速膨胀，调粮也大幅猛增，一般都会达到400万-500万石，甚至会达到700万石。古代一石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为62.5公斤，500万石就是31.25万吨。

那年月，没有飞机、火车、汽车，长途运输粮食只有走水运最划算。海运风险大，内陆水运便成为首选。不是每一座京师都有河，没问题，人工挖呗。实在不行，就水路走一截，陆路再走一段。水路为主，陆运为辅，于是，便诞生了漕运制度。

明代宣德年间，漕运调粮达到顶峰，年调漕粮600万石，主要来自江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