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为“奢侈”正名都会激起一片哗然：显然，在任何时代，奢侈总是与道德上的不光彩如影随形，即便“奢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某些技术革新、某些生产进步，但奢侈对道德规范的突破常常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就像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那样遭到同时代的一片骂名。尽管如此，十八世纪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还是写下了为奢侈“正名”的文章，这“粗戾之音”吹响了消费社会的号角，让那“物质匮乏”的时代充满了创造的活力;一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休谟那里业已成形。两百多年以后，消费社会已千疮百孔，奢侈之物成为符号、标签，贴在各种社会秩序之上，让这“物质丰裕”的社会显得疲软、乏力;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自成一体。在马克思之前与之后，在工业社会诞生之际与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其实都是消费社会），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是“消费”这一人类行为，不同的是“消费”背后“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及如何追求这种欲望的满足。从休谟到鲍德里亚，奢侈在消费的历史中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方向尽失。

一七五二年，休谟在他的《政治论文集》中抛出一篇《论奢侈》，其他各篇的见解立即引来了英法哲学家的好评，而唯独这一篇，招来的是一片批评和谴责。虽然休谟后来将标题改为“论技艺的进步”，但正文却一字未改，而其他篇幅都有或多或少的删改，这也可以说明休谟对“奢侈”的态度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