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威廉·多姆霍夫的梦库里收集了2 0 0 0 0多例梦，其中的一个是这样开始的：“我没穿衣服，劳拉也光着身子。当时我正在给一把还没油漆的电贝斯换弦，所以我猜想这乐器也跟我们一样，没有任何装饰。我一度用螺丝钉固定琴弦，可是一下子意识到手里抓的不是贝斯，而是劳拉……”数据库的“裸体”条目下有很多例子，这个梦是其中一个。多姆霍夫说，梦见自己赤身裸体或者在众人面前尴尬出丑的情况非常普遍。可是，这是为什么？

多姆霍夫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杰出的名誉教授。他花费多年心血从杂志、日记和实验室环境中收集梦例，并将所有梦例用他独创的易于记忆的字母进行标注和归类，所以从一个梦的编号就能看出它属于哪一种哪一类。他把这种编码系统称为“定量内容分析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至少有一些梦包含着共同元素，与人们平常关心的事相关。

人们一直非常关注某些典型梦例的比喻意义，比如梦见自己像鸟儿一样飞，或者梦见自己掉了牙。这样的梦出现得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频繁（梦见飞的情况很少， 仅占大约0.5 %），可是许多人梦见自己赤身裸体或做难堪的事。这可能代表着日常的顾虑，比如说，追求不成功、办事不顺利等。多姆霍夫的数据库里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们正在找饭馆，穿过一个大厅又是一个大厅，吃力地爬上一个又一个梯子，好不容易爬到顶楼，结果发现饭馆已经关门。我心烦意乱，害怕再爬下去。”

多姆霍夫说，我们2 0岁时做的梦和8 0岁做的梦其实没有太大差异，而且不管生活经历有多么不同，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利比亚人或者捷克人，梦境大多很雷同，“会梦见过去当做而没做的事或错过的人而感到遗憾，也会梦见将来的顾虑，比如说考试能不能及格和孩子的健康问题，往往是自己最关心的一些事情”。在多姆霍夫的数据库里，发生在熟悉的环境里的梦比不熟悉的环境里的梦大约多2倍，且9 0%多的梦中角色是人，而不是动物或梦幻的东西，正如卡尔·荣格预测的那样。这些资料显然表明人们梦见的事物许多都属于相同类型。

？ “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想破坏我的论点。”

梦具有共同性这种观念至少可以上溯到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 荣格。有一次，荣格给他的听众说：“我们大家都极其需要象征性的生活，只有象征性的生活才能表达心灵的需要。”荣格相信这种象征性的生活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所共有，其形式是一种群体的无意识，通过一套通用的图像和图案能够出现在梦中。荣格晚年对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很着迷，偷偷在日记中记录着自己的梦和幻想。这些内容在他去世4 8年以后被出版，收在《红皮书》中，从此之后在国际博物馆中巡回展出。荣格自己做的梦和他从病人那里获得的经验为其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现代的析梦更依赖于收集数据的系统方法，例如记录夜间大脑的活动，对睡眠者提供的梦的描述进行解译。研究的方法变了，但是观察到的共同图像和主题依然没变。美国塔夫茨大学已故精神病学家欧内斯特·哈特曼曾经研究过9·1 1事件如何影响4 4个美国人的梦，这些人多年以来每天都在记录自己的梦。对紧挨着9·1 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所做的1 0个梦进行比较之后，他发现9·1 1后的梦境更加剧烈，常常是攻击型的梦，例如被野兽或恶魔追逐。

在《红皮书》的第1 2 5页，荣格用民间艺术的风格在一幅风景画的上方画了一个金色曼荼罗，在风景画和曼荼罗之间飘浮着一个瑜伽士。荣格认为，人和其他动物都有群体无意识，从这种群体无意识中，我获得不同梦境中出现的许多文化意象。

既然梦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那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荣格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主题（魔鬼或黑暗面、胜利、英雄、遥远的旅程）的心理结构这种群体无意识，还是其他更直截的原因？哈佛精神分析学家、名誉教授阿兰· 霍布森对荣格提出的“梦中普遍的图像可能是群体无意识所致”的观念表示愤慨，他说：“我觉得这是文学猜测，很可笑。”霍布森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生物学家”，他花费了很多年的心血在实验室用脑电图扫描器记录做梦者的脑电波，研究了梦的神经源，用客观数据的威力对抗弗洛伊德的那种老派的“猜测析梦法”。

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做心理学研究） 如果不研究大脑，就不是在搞科学。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想破坏我的论点。”他所说的论点是：从根本上讲，人的前脑主管清醒状态下较高的智力功能，梦是前脑将大脑里混乱的信号组合起来的产物。所以霍布森认为梦的确有它的心理意义，但不是从潜意识中先前就存在的那些主题中冒出来的，相反，梦大多反映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思想和关注点，是对现实问题或人物坦率的描绘，当然也可能有点断章取义。

他乘坐小船，观看渔夫剁掉鲨鱼鳍，然后把垂死的鲨鱼扔进海里。

多姆霍夫也认为全世界的梦都有其相似之处，但他认为荣格那种表面的东西不可取。他把梦的相似性至少部分地归于神经的基本联系，不同意梦的主题来自遗传下来的一套心理范畴，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基本上没有证据。他说，人的大脑处理感情的方式基本相同，所以梦在应对恐惧和担忧这样的常见情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我们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做梦时感情可能比最新的记忆更加活跃。”多姆霍夫同意霍布森关注的许多方面，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那些现代流派以及他们对梦的观点嗤之以鼻。

但是开普敦大学神经心理学家马克· 索尔姆斯不肯轻易否定荣格。他虽然没有直接赞

同普遍群体无意识的观念，但是对其前景要比霍布森赞同。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的梦绝对是定型的，这就表明有某种群体内容在里面。”

索尔姆斯在研究大脑受损的病人时发现，大脑的某些区域如果受损，尤其是控制欲望、动力和动机的区域，就不会做梦，他称之为搜寻系统。按照索尔姆斯的理论，该系统将意志和意向赋予梦，使其指向我们要求的东西。索尔姆斯说：“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驱使梦的东西就是给您的心理提供动力的那个东西，它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中立的，与你所关心的事情有关。”反过来，它会引起内心普遍体验方面的梦。索尔姆斯认为，常见的受感情驱使的梦境各种各样，这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有点一致。“梦里有一些恐惧反复发生，你经常发现自己处于某些境地，比如说‘我忘了给孩子喂奶’，‘我把狗狗留在了家里’， 我认为这跟荣格的意思不完全相同，但也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霍布森与索尔姆斯在梦有无隐含意义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霍布森说，关于隐含意义的“任何猜测都值得当文献对待，如果你知道梦表面上有意义，何苦解释呢？”可是，索尔姆斯认为梦可以揭示我们清醒时受到压制的重要愿望和冲突，很多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有这种观点。索尔姆斯说，做梦时，“心理得到放松，所以你会进行一些思考和联系，而这些思考和联系在精力比较集中、目的比较明确的思维中办不到。”比如说，对于一份有地位的高薪职位，你自己可能绝对不会有意识地承认你不满意，但是你可能会梦见一只2 0米长的哥斯拉龙把你的办公撞了个粉碎。

按照芝加哥精神治疗医师杰弗里· 萨姆伯的观点，后一种说法揭示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梦的理由。萨姆伯在苏黎世的荣格研究所研究过解梦，霍布森挖苦他专门研究的那种析梦：他在帮助患者从梦里挖掘潜意识见解，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要不然办不到。萨姆伯和荣格一样，他相信有些梦显然具有普遍特点，不仅仅因为人的大脑在应对情感上有着相同的生物硬件，也因为人类共享着一种“象征性的生活”，这是我们传达经验所使用的一套共同主题和母题。他还说：“我相信有反映人类经验和群体无意识的原始型梦。”梦的这种普遍主题也需要根据这些梦对做梦人的重要程度进行考察。

霍布森认为，大多数梦都与日常生活有相当明显的联系，萨姆伯却指导做梦者搜寻不容易看出来的含义。“我鼓励人们自我分析：你觉得这个梦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个‘小’梦还是‘大’梦？”他认为，对自己的梦进行彻底的思考可能会改变一生，因为这样做可以揭开被埋没的真相。他自己害怕鲨鱼，可是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乘坐一只小船，看着渔夫剁掉鲨鱼的鳍，把垂死的鲨鱼扔进大海，这个梦帮他对付了那种恐惧。萨姆伯说，对这个梦及对其深层意义的思考改变了自己。鲨鱼可能代表荣格的“魔鬼”梦普遍主题，看到鲨鱼受难产生的悲悯产生了伊丽莎白·斯沃波达，科普作家，著有《是什么造就了英雄：令人吃惊的自私科学》。出乎意料的效果，使他移情于自己以及别人的黑暗面。

虽然类似这样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大多数梦理论家在下面这一点上持同样的看法：从根本上讲，梦常常是情感性的。大脑支配情感的边缘系统在做梦时高度活跃，尤其是杏仁核，它帮助人们处理恐惧和攻克这类不愉快的或强烈的情感。梦

研究者罗莎林德· 卡特莱特在《2 4小时心理》一书中写道：“所有的梦理论都强调梦与情感相关，与平淡的主题无关。”霍布森承认情感对做梦的重要性，哈特曼也是，他暗示，9·1 1事件后的梦里鲜明的中心图像来自强烈的情感。他这样写道，他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即梦的图像是受情感引导的构造或产物，而不是清醒体验的重演”。这表明梦的常见主题反映人的情感体验这种诱人的可能性，不会因语言和文化的外部装饰变化多样而改变，我们共享的心理范围比隔阂更加广阔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