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

政治定位以及商业资本的进入，长安街边的住宅区让位于国家机构和商业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迁移的不只是个体店铺、平房住宅，还有一代老北京人的市井记忆。

进城去

从东四环的望京住所到长安街，62岁的解玺璋，习惯说，今天要“进城”了。

在他这些有点年岁的老北京人看来，出了长安街，最多到三环，那都是农村，水泥路出了长安街就变成石子路了，那时候国贸还没影儿，还叫“大北窑”。

解玺璋曾经也是“城里”人，他住的地方说来也奇妙，就在现在东方广场先锋剧场楼下。如果我们像拍电影一样，把时间轴往前推移二十年，现在是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之一的东方广场，那时还是一片平房。那里有三条胡同，分别叫东单一条二条三条。解玺璋的家在东单二条一间17平方米的砖瓦房里。

从东单往西，走个2公里，就是天安门。这是在北京城寸土寸金的地儿。解玺璋能把家安在长安街边，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份好工作。

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解玺璋去《北京日报》社做了一名副刊编辑，这份工作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也算得上体面。解玺璋留着板寸，面色微黑，说话时候眼睛眯着，音调平稳，看上去不是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他那150平方米的房子连客厅都装上了书架，却容纳不下他的藏书，书太多以至于不能估算出确切的数字，“两万三万还是四万？太多了我也不好说”；他喜欢舞文弄墨，写了上千篇电影、戏剧、文学的评论，因为负责的是报纸读书版，书籍源源不断，自己也出书，还给梁启超写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