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国画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十余年的时间，但是盛时拥有200余名会员，除了小部分附庸风雅的军政界中下级人物、社会名流、好事者及一些曾学西画的开明者外，大部分成员是当时的传统派画家。他们大部分长期浸淫于传统，擅长临仿古画，对传统的认识比较深，在画坛面临变革转型时，群起而提倡发扬国粹，立志振开广东画坛萎靡不振的风气，他们的主张与当时广东画坛的状态及代表人物的职业有密切关系。

清末岭南尚仿古，居廉画风泛滥成“毒”

清代中期，广州成了新兴商业城市，富商巨贾、高官显贵开始收藏书画古玩，相继出现了五位大收藏家，吴荣光（1773-1843）、叶梦龙（1775-1832）、潘正炜（1791-1850）、孔广陶（1832-1890）和粱廷枏（1796-1861）。他们对收藏有共同的价值趋向和审美爱好，基本延续了乾隆以来收藏圈追崇宋元名迹兼南宗文人书画的风尚，而这种风尚一直蔓延到了清末民初。

那时，很多藏家自身兼善丹青，趣味自然是仿古，而对于职业画家来说，收藏家们的喜好直接关系到其生计，他们不得不考虑迎合这种趣味。所以，清末广东画坛除了争相仿写宋元名迹，还与当地审美趣味结合，成就了撞水撞粉的居廉（1828——1904）画风，纤细柔媚，赋色艳丽，高度写实，深受广东民众喜爱。一时风气所趋，学居廉者众多，到清末民初，广东画坛已成了强弩之末，日益萎靡，竟有“居毒”之说。

居廉画风的滥觞可以追溯至19世纪广东诸藏家对恽寿平画风的偏爱，居廉撞水撞粉画法实际上是恽寿平没骨画法的延续。因为居廉师承于居巢，居巢的老师宋光宝除了学北宋院体、明中期陈栝（陈淳之子）外，还兼学恽寿平。除了居廉，广东画坛还有其他画人学恽寿平，比如国画研究会的主要代表温其球就热衷于恽寿平的花乌，虽然温其球想要与居廉一较高下，但他们实际上是师出同源的。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当时居廉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当时广东画坛学任伯年、朱梦庐、钱惠安、吴石僵等的画家数量也不少。

这得从居廉开馆授徒说起。当时广东学画的人并不多，多为富商巨贾、世家文人子弟，学画的目的也多是权作消遣、附庸风雅而已。之所以他们选择学居廉，一方面是因为居廉的画风符合这些阶层的趣味，另一方面，当时居廉开办“啸月琴馆”，画坛公开授徒的也就这一家画馆而已，对于学生资质的要求又不像拜师学艺那样严格，况且即使想另投他人门下，那些有脾气个性的文人画家也不一定收徒。当然，居廉的弟子中也有少数贫苦人家的子弟，比如容祖椿，画馆为贫苦子弟提供了成为职业画家的途径，他们往往勤勉发奋，画技较高。当时广东画坛学居廉的重要弟子有30余位，没有直接受业于居但受其画风影响的更是大有人在。居廉画得虽然很好，自成一路，提振了当时的广东画坛，但其徒子徒孙们的水平却参差不齐，少有自家面貌，备受诟病，被指责终日调脂弄粉，撞水撞色，既不师法自然，又不向大名家学习，致使画风日趋萎靡不振。虽然后来国画研究会与折衷派势同水火，但是他们对于改变当时广东画坛的陈陈相因、萎靡不振的愿望倒是一致的。

盲目追古鄙今，古董商造假成风

自古以来，雅集都是文人雅士间交流的重要方式，他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诗词唱和，品茶论艺，其乐融融。而在清末民初的广东，雅集活动也变得频繁起来。那时候有一种雅集又被叫做“画局”，与一般雅集活动不同的是，画局主人往往“心怀不轨”，邀约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求得更多的画。如果直接向画家求“墨宝”，免不了依润例付钱，有些名家的润例是极高的。于是，他们便想出了“画局”的办法，送帖请各画家到某酒家或者私宅，谈天说地，即席挥毫。画家们一般不会拒绝参加画局，一方面，这是文酒之欢的雅事，另一方面，在当时封闭的画坛气氛下，画局除了可以增加画家间的交流外，还是画家们提高身价、润例的一种方式，说白了那就是一个圈子。他们挥毫完毕之后就饱餐一顿，主人只需要花费几十块酒席钱，就可换来几十张画，算盘打得着实精，尤其难得的“合作”也有。

除了这些“会算计”的画局主人外，士宦的遗裔和富商巨贾的子孙往往鄙视当世画家的作品，更倾向于搜罗古书画。“祖先遗留下来的大客厅、大书房，不可无几张名人书画补壁。时人的东西，挂起来既然失却旧家的本色，也不免有点寒伧。所以不玩书画则已，一玩书画，就得上搜宋元，旁求董巨，以收藏的多寡为矜眩。收藏者未必有鉴赏家的法眼，他们对于古人的作品多是摄于作者的名字，真能欣赏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实在少数。崇拜古人，鄙薄时人，这是中国收藏家、鉴赏家的特有脾气。”吴琬在《二十五年来广州绘画印象》中的这段记述也说明了当时广东画坛仿古风气盛行的原因。这些遗裔、富家子孙倒不定真有鉴赏家的眼光，他们往往只是盲目追古，赏识的又是较为形似的绘画。也难怪当时画坛所追之古多为宋代院体画，只不过古书画货源紧俏，一般的古董字画苏裱铺为了追逐暴利，往往在真货中充羼赝品，诱骗顾客。

由于谁真谁假，任何人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不会因制作赝品而闹出诉讼官司，所以当时广东地区的书画造假猖獗，发展成为个地下产业，由小集团分工合作，不少仿古高手被古董商利用，沦为制作赝品的帮凶。

当时的字画赝件制作非常讲究，工序十分复杂。《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曾载刘泽霖的文章《广州古董字画苏裱业的些内幕》，揭秘当时的古董苏裱铺的造假情况。据他讲，摹仿幅古画，动辄花数月，繁琐的经年，除了临摹得像外，还需要处理材料、墨色、款印、古旧之色等。首先，需要找寻同类古的宣纸、绢绫空白料子，然后用风栗壳捣碎浸水漂染，使其颜色由浅入深，逐步暗晦。漂染张画纸往往要经过浸渍、暴晒、晾干几十回，达到标准才能使用。画纸绢绫仿制完毕，就用古墨和陈年朱砂、藤黄、花青之类颜色，加风栗壳反复浸染暴晒，去其光泽，然后点染试笔，只有与原画色调致，才可以采用。材料准备就绪后，负责仿画的画家开始每天按图绘摹，手摹心追，等到形神毕肖，才誊写原画准确的线条轮廓，正式落墨。画稿完成后，题款用墨，其方法与描画大致相同。其次，画幅图章的仿摹镌刻十分讲究，以免露出破绽。至于印色按不同年代，用古朱砂加栗壳灰调配。如果是仿宋画院真迹，就在印色中加珊瑚末，使其色调艳丽鲜明，历久不变。画成题跋落款、钤印完毕，则按书画原迹的规格装裱。赝晶制作收尾时，造假者会在画幅适当部位用铁制小型虫凿，凿上“虫凿眼”及蟑螂的“啮痕”，以示此画年代久远，蠹迹斑斑，最后洒些茶痕酒迹，悬在厨房附近烟熏，使全画呈苍黄古旧之色，足以乱真为止。天才一生潦倒，沦为制假“名手”

由于造假成风，参与造假的画家间彼此的关系又很密切，形成个小圈子。比如参与造假的名画家王竹虚与其两个徒弟赵浩公、卢振寰的关系非常密切，后两人后来成为国画研究会的元勋主力。

王竹虚名根，是个极有个性的怪人。据说，他明明体貌俊朗，可偏偏不修边幅，不喜欢洗澡，头发长年不理，蓬头垢面，更不喜欢穿新衣服， 年四季穿同件破袍子， 穿就是20多年，经年累月的汗渍油污已经令人掉下巴，更何况这位老兄还有个习惯，画画时喜欢用衣襟袖子蘸笔，墨痕斑斑。关于这件袍子还有个故事令人笑倒，这件袍子曾经被小偷盗走，王竹虚非常伤心，其朋友看不下去了，竟然在大街小巷贴寻物启事，最后花20两白银的天价买回来，王竹虚见袍子，竟然破涕为笑，令人忍俊不禁。

就是这样个貌似乞丐的怪人，却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不过他的天分仅限于绘画。他生只对两个东西感兴趣， 个是绘画， 个是鸦片。王竹虚笔法兼南北宗，品格高妙，名重于时。据说当时的金石藏家蔡暂夫懒于动笔，常请王竹虚代笔，为蔡哲夫代笔书法的邓尔雅对王竹虚推崇备至：“竹虚画在吾粤有清代，为第流，远在二樵诸子上。”只可惜，绘画的天分并没有给他带来无忧的生活，因为无人赏识，怀才不遇，加上不事经营，被画商剥削利用，他 生潦倒，而沉迷鸦片更是令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王竹虚有个本领羡煞旁人，凡经他手的古画，过目不忘，背写可以乱真。当时的收藏家遇到残缺的古画，往往请他补笔。他深知时人的作品不被赏识，于是专注于为历代名家代笔，可惜这仍没有改善他的境遇。商人知道他性情宽和，往往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其精品，他也不以为意。由于其画极似宋元名迹，很多画商要求王竹虚不署名，然后根据画风的不同伪造名家款字，充当真迹销售，以牟取暴利。

赵浩公与王竹虚的师徒缘

由于王竹虚常遇无米下锅的窘境，不得不拿上自己的画去古董苏裱店贱卖，以解燃眉之急。1898年的一天，王竹虚又来到兰雪斋卖画，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赵浩公。

赵浩公本性豪爽仗义，侠气十足，与王竹虚见如故，敬佩王的人品和艺术才华，又可怜他的怀才不遇，常以微薄的工资接济王竹虚，并虚心向其求教。王竹虚非常开心，以为赵浩公孺子可教，便收他为徒，倾心相授。

赵浩公本就聪明好学，14岁时已开始临摹历代名贤真迹，18岁就得王竹虚的真传，恰好当时参股兰雪斋的经营，有机会接触大量古代绘画，每遇名迹巨制，必细加临摹，仿古功力大增，得宋元诸家神髓，能仿各家的书法，出于生存考虑，遂以摹古为业。

据说赵浩公所仿的多为唐宋名迹，如唐人的仙佛、韩斡的人马、黄居案、赵昌的勾勒花乌、马远、夏圭的北派山水都仿得很好。那时候溥仪还住在故宫，宫中所藏书画偶有散失，后来溥仪预感形势不利，借着赏溥杰的名义，将宫中的珍贵书画典籍夹带出宫。那时候各国领事馆以搜求宋元名迹为一时之尚，尤其是日本、美国的高官富商，以获此为荣，一时古书画供不应求。

赵浩公仿古，风靡北方

有位上海古玩商人伍某偶然在兰雪斋看到赵浩公的院体花乌，认为非北方名家所能及，喜出望外，寻机向赵浩公介绍了北京古书画市场的货源紧缺情形，以巨利商与合作。对于当时的赵浩公来说，造假不仅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有机会临摹更多的古代名迹，还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何乐不为呢？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首批作品由伍某带到北京，转手画商。不到一个月，全部脱手。后来北京琉璃厂的韩姓古董商也慕名而来，与赵浩公建立合作。赵浩公源源不绝地向他们供应五代到元朝的名迹赝品，尤其是《宣和画谱》所载巨迹，或历代有著录的画。那段时间，赵浩公极忙碌，往往深夜仍工作不辍，所仿之画，纸、绢、印章、款字、题跋、颜色、装裱，都无不像。据黄般若说，日本人买赵浩公所仿的赝品最多，日本出版那部唐宋元明清画册中包含很多赵氏作品，而欧美的博物馆收藏的赵浩公赝品也不在少数。就这样，数年之间，赵浩公靠这项生意赚了数万元，被称为“万金画家”、“赝本大师”。

在赵浩公的诸多赝品故事中，最为坊间津津乐道的就是《五马图》。据木易《赵浩公仿古乱真记》中讲，美国华盛顿博物馆藏韩斡的《五马图》，靠右的一匹马就是赵浩公补上去的，题签、藏印也是赵浩公做的。赵浩公曾细述此事原委：“程秉全以三千之金从陈同勋手得此图时，只有四匹马，特求我补写马，愿奉100元，我因未获观韩斡《五马图》真迹，颇感踌躇，后知朋友藏有明朝缂丝绣的《五马图》，乃借来补写上去，凑足五马之数。后又加做明代题签二百元，代刻古藏章二百元。后来此《五马图》流到上海，被张静江的舅父、大藏家庞虚斋以二万金购入，并编入《虚斋名画录》中，然后以十八万元卖给美国博物院，成为博物馆的重器。”从3000元暴涨至18万，那时候的赝品生意可谓是暴利，而赵浩公所得仅仅是500元，难怪其弟弟感叹他为别人嫁衣。

不过，除了赵孟頫曾有题跋见过韩斡《五马图》外，鲜少有文献提及韩斡画过《五马图》，而且奇怪的是，庞虚斋《虚斋名画录》中记载的韩斡作品是《呈马图》，绘8位西域人牵引白、青、黑三色披着绚丽马衣的骏马，这与赵浩公所说《五马图>之数量有出入。《呈马图》上有跋日：“万历丙子仲春十三日王世贞观”。不知是否为赵浩公所补明代题签。

师门四人均造假

其实除了与外地古董商人合作外，赵浩公与广州本地的其他古董店也有制赝业务往来。

当时广州最大的古董苏裱商人刘开、刘寅父子曾多有涉足书画赝品的制作，据刘泽霖讲，刘家有四间铺子，其中在多宝斋老铺楼上辟有一个画室，为专门制作假画的场所。刘寅师从于王竹虚，自家的生意自然少不了王竹虚，往往由王竹虚、赵浩公、刘寅等负责写摹古画轴，赵浩公、刘寅负责书法仿古，古印仿刻由刘寅及临时请些金石名手篆刻，帧裱装轴由刘开及其伙计负责。当时他们仿制了很多署名八大山人、大涤子、林良、苏六朋、罗两峰（聘）的字画。

刘泽霖文章中曾提到王竹虚、赵浩公参与多宝斋的《鬼趣图》伪造工作。《鬼趣图》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杰作，作于乾隆年间，原为广州粤剧班主辛仿苏收藏，后来辛破产，将《鬼趣图》托给古董商人刘开寄卖，索价4万大洋。由于要价太高，该画存放在刘开处很久，仍是无人问津。如此难得的机会，精明的刘开自然不会错过，于是与儿子刘寅商量，央求王竹虚、赵浩公等画人临摹仿绘，制成赝品。这幅画尺幅很大，分上下两卷，上卷高236厘米，长1516厘米，画心绘有8幅厉鬼，两翼卷轴满题清初以来名人品鉴后的吟咏题跋，卷首有叶衍兰篆书标题《两峰山人鬼趣图》7字。下卷为《鬼趣图续题配》，高236厘米，长1450厘米，无画，全卷均属名人题跋。两卷计有纪昀、蒋士铨、汪学曾、姚鼐、伊秉绶、何绍基、钱大听、袁枚、翁同龢等120人题跋。如此巨制，仿制时间经年。

文献对卢振寰做假画鲜有记载，赵浩公的弟弟赵静山曾说自己与卢振衰在席上论画，偶提及某公所藏百乌图卷中的二十余只乌是卢振寰所补。卢振衰与赵浩公的身世境遇相似，均是古董店的学徒出身，有机会接触、临摹大量古代书画真迹。赵浩公年长8岁，二人的仿古功夫都是学于王竹虚，赵浩公性情刚烈好动，而卢振寰和蔼敦厚，喜静，二者动静相合，关系非常密切，无异于异性兄弟，卢的表妹又嫁给了赵浩公为妻，所以，赵浩公、卢振寰有八拜之交，又有姻亲之谊。1923年，赵浩公和卢振寰组山南画社，以授徒、摹古画为业。卢振寰崇尚北宋山水画法，得宋代院画风貌，集众家之长，自成一路。后来被聘请为广州市立美校的教授，造就的人才众多。

画家仿古引非议

制作赝品也并没有改善这些画家的生活，即使是赵浩公，每幅画获得的报酬也远远低于古董商赚取的差价，况且造假也是生活所迫，实属少数。对于当时传统派的大部分画家来说，仿古只是一种学习手段，他们往往以仿古为能事，比如黄君璧仿作的《金屋春深图》与华喦原作纤毫不差。陆丹林曾在1949年发表文章《新旧国画分野》中谈到仿古问题，认为如果临摹古画的动机是恐怕它消灭，或者目的在于传播名迹，使别的地方的人们也有机会欣赏研究保存，那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应该积极提倡和实行。但很多旧派画家的作品题识多是写仿某某，临摹某某，或略仿某某，背抚某某，节临某某等占了大多数，即使有些没有写明临仿某人墨迹，作品也大多有本，画面往往是古人画本在构图时略为加减而已，能够用自己的心思去构图，不落古人窠臼的不多。甚至有些食古不化的去临摹古人作品，却自欺欺人地在画角钤“我用我法”或“我师造化”的闲章。

在后来国画研究会与折衷派的论争中，仿古成了折衷派攻击传统画人的武器，批判他们墨守古法，陈陈相因，题材逃避现实，离生活太远，“无存在之必要”。方人定在1 927年发表的《文人画与俗人画》中对赵浩公等更是嗤之以鼻：“甚至裱画师傅，拿人家送来装裱的画，学得些少呆板画法，居然称画家矣；买卖烂旧书画佬，以其平日看些少笔法，又居然作画矣，古董先生，因与画家近，又居然写画矣；刻图章师傅，以其带有些金石气味，亦居然写画矣。至专假冒古名画以赚些少银子的贩夫，又称画家矣；即颇懂艺术的，亦视画为货，终日孜孜，经常拍买，不论多少，生财为主……你想，这类俗物，可能作出好画来么？”在方人定看来，他们的作品不管如何丰富，总是“市气、傻气、俗气、恶气……最可担忧的，系借文艺复兴的美名，而偏是文艺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