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方人定谈起论战之事，向黄般若道歉，而修佛多年、心杰坦荡的黄般若则哈哈大笑，冰释前嫌。张岱言：“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黄可算是一位真性情的君子。

从敌手到至交

提到黄般若，史料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广东画坛上的“方黄之争”。1925年，以方人定为代表的“折衷派”（也即后来的岭南画派）与以黄般若为代表的国画研究会之间发生激烈的论战，黄被舆论批判为守旧派、抱残守缺。可没有想到数十年后，互为敌手的两人居然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

原来论争结束后，方人定觉得自己对日本画略知皮毛便去争论，未免可笑。所以东渡日本进行了深造。留学期间，据夫人杨荫芳回忆，“他经常夜晚到东京银座的艺术品店和街头的地摊，翻那些各种各样的画片、明信片，经常一大叠一大叠地抱回来的……从这些画片中，他发现二高一陈的确是抄日本画了”。方人定很痛心，他说“高剑父要我和黄般若笔战，争了半年多，原来高剑父真的是抄袭。黄般若不欺我也，很有眼光，我真对不起黄般若”。

而与此同时，黄也受到很大的触动。此前他接触的人和事大部分是传统国画圈的，但此后他开始更多涉猎西方艺术。黄苗子回忆当年的般若，说道：“他会告诉你从拉斐尔到梵高是哪个时期、哪个地方的人，他们的风格和代表作……”对西方艺术求知若渴的黄和发现二高真相的方都不再是十多年前血气方刚的少年。

1938年，方人定在香港开个人抗战画展，黄般若前来相见，一别数十年，两人竟一见如故。方人定谈起论战之事，向黄般若道歉，而修佛多年、心态坦荡的黄般若则哈哈大笑，说：“这不能怪你，你是受了高剑父的蒙蔽。”

方黄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的分歧是艺术上的差异，所以分歧消除后，两人也能够惺惺相惜，成为至交。方人定晚年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对当年论战的一个自我总结，而黄般若更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卑不亢。比如1937年，他因为不买徐悲鸿的账而断绝了与这位艺坛新星之间的往来。当时徐氏到广州和香港开画展，徐悲鸿得了一张无款的《朝元仙杖图》卷，以为是宋朝武宗元所作，引以为宝。并且拿给黄氏鉴赏，黄氏看过后说此本非武宗元所作，并把自己临自真本的摹本给徐悲鸿看。黄本尺寸较徐本大，人物开朗，线条活泼。徐氏一见之下，便提议以自己所写的画两幅交换。般若以其摹本摹来不易而婉拒。徐悲鸿一贯都是很自负的，黄氏不买他的账，令他很不高兴，他们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黄般若为人真纯，性情耿介，作风洒脱。虽然不得徐悲鸿喜欢，但是在当时的国画圈里是交游极广的。他与张善孖、黄宾虹、张大千、王秋湄、吴湖帆、郑午昌、易大厂、陆丹林等人都是把酒论艺的好朋友。他好杯中物，晚年即使生活拮据，依旧要喝自制的金山橙皮泡酒。他爱旅游，年轻时常常游走于江浙一带，访友论画。晚年时，则以上百个不同的笔名，写下不少游记，刊于旅游专版或杂志上，成为他较“固定”的收入。张岱言：“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黄可算是—位真性情的君子。

从“守旧派”到“新国画”

被大佬们包围的青年时代

绘画在黄般若的人生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他的身世特殊，为学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般若的叔父黄少梅是民初广东画坛的重要画家，与“雪斋三友”之二的赵浩公、卢振寰并称为“广东三杰”，后来他们三人都是国画研究会的骨干。般若三岁丧父，随母奔赴广州投靠叔父黄少梅，后随叔父学习画艺，可谓家学深厚。而黄少梅是一位性情温和之人，待友诚恳，交游广泛，常常邀请画友到其家中论画，所以黄般若从小便沉浸在了广东画圈中，耳濡目染。

在黄少梅的友人中，必须提到两个人：潘达微与潘致中。他们当时被并称为广东画坛的“二潘二残”，对黄般若影响深远。特别是潘达微。他是清末民初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亦是热爱艺术的传统画家，性情豪爽，为人仗义。少梅在诸多朋友中“独与潘达微兰臭相投，友谊最笃”。两人非常关心社会疾苦，1912年时相约到佛山，扮作乞儿来体验生活。回来后画《流民图》，震撼了当时的广东画界。当时黄般若年仅11岁，也跟着两人去了佛山。可以说，般若是在潘达微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深受这位长辈的影响。他于青年时期便皈依佛教，改名“般若”，与1921年皈依佛土的潘达微也是不无关系的。潘的小女年近九旬时都还记得，在他最后的十年间，黄般若几乎天天都到她家，与父亲一起研究丹青，切磋摄影艺术。

与潘达微并称为“二潘二残”的潘致中也是黄少梅的好友。早年他以山水闻名，后来参与建设国画研究会，被誉为画会的“领军人物”。潘致中与达微一样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曾经画《葫芦》，题曰“这个葫芦入什么药，救世灵丹可以医国”。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黄般若幼时便认识了这位长辈。10岁那年，他因为自己的仿画卖到了大洋10块，兴奋地跑回家告诉叔父，这时潘致中正好在黄少梅家做客，听闻此事后便开怀大笑，从此便开始欣赏这位后辈了。

此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邓尔雅，也即黄般若的岳父。邓是东莞名士邓云霄的第十一世孙，精通篆刻、书法、诗作与绘画，是个多面才子，也是后来国画研究会的重量级人物。他与黄般若一样，是性情中人，自然洒脱，好游历。年轻时曾携家眷游桂林，被优美的山水吸引，当即便想在此地长住。于是给外甥容庚寄信，写下“长此青山共鹿车，不复作他想矣”的句子。或许因为是同一类人，所以邓尔雅对黄般若极其欣赏，将女儿许配于他，在成婚之时还将自己最喜爱的绿绮台琴缩刻成象牙雕塑，赠与黄。两人常常共赴雅集，共同作画，互赠印刻。

黄少梅、潘达微、潘致中、邓尔雅等对黄般若的成长影响极大，从他们身上，他吸取了传统艺术的养分，奠定了自己基本的艺术观。其实后来的国画研究会便是这个圈子的扩大体，所以黄般若注定要成为画会中的核心人物，这是由他的身世和交游决定的。涉猎西方艺术

1925年，方黄之争开始，这次经历在黄般若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前他接触的人与事大部分都是传统国画圈中的，然而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的艺术，以寻找新时期中国传统水墨的出路。然而与“折衷派”停留在表面的中西合璧不同，他选择了一条更加深刻也更加艰难的路，开始深入了解西方的艺术传统。endprint

黄苗子回忆般若对西方艺术的涉猎，说道：“约在20年代后期（也就是方黄之争结束之后不久），他长住香港必列者士街青年会，那时一位富商的属员彭湘灵先生，也住在这所公寓，他房中放着许多欧美名贵画册以及神州国光社等国内出版的画册，他和般若深交，般若经常能看到这些难得的珍本。”彭湘灵的珍本诱导他进入了国画以外的另一个天地，极大地开拓了眼界。

有一天，黄般若兴奋地打电话给黄苗子：“猫仔（黄苗子），你马上来，保证喜出望外。”于是苗子立刻跑到青年会。

只见般若拿着两本从德辅道别发书店买来的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画册，咖啡色皮烫金字封面，米黄色纸张，是小型精装的“企鹅丛书”本。比亚兹莱是开创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新艺术运动中的重要代表。黄苗子和黄般若两人都十分喜欢他那种“东方型的长而柔劲的线条和对比美妙的黑白安排”。但是苦于见到他的作品不多。那天般若偶然遇到，居然不惜以每册5元（20年代末香港的物价，5元钱足够普通人个月的伙食费）的高价买下两册。一本珍藏，一本送给黄苗子。

几十年后，苗子依然还记得当时的“喜出望外”，亦记得般若对比亚兹莱的评价：“这种劲挺的线条和诡谲的变形，很接近陈老莲，只不过是不同地区和民族、不同的时代，在世界艺术交流和互相影响中，各取所需而形成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

从这之中可以说明，黄般若其实很早就在艺术修养上从多方面吸纳养分了。“古今中外，只要他认为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的作品，他便贪婪地去追求，去吸取，终于形成他晚年自成一家的写生山水笔墨”，所以黄苗子强调，“他的艺术思想从来就不是抱残守缺，不是盲目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其实，将当年国画研究会的艺术视为守旧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包括黄般若在内的国画研究会画家，大部分对西方的艺术都有所了解，有些在艺术思想上甚至说得上新锐。比如潘达微就是早期推广裸体摄影的重要人物之一。1923年他与潘致中、黄少梅、黄般若等偶然谈及人物写生无模特是憾事，于是突发奇想，问女儿是否愿意当模特，女儿应允，由此他们开了广东人体艺术写生及摄影之先河。

国画研究会所谓的保守，只不过是反对折衷派对西方写实艺术的照搬，却并不抗拒西方的当代艺术潮流，比如表现主义。他们反而从内在上发现了表现主义与中国传统写意之间的暗合，并借此推进了传统的发展。

陈池瑜评价道：“他们应属于‘抱残守缺派，但是他们却又立身于当时世界艺术发展的制高点上，把握住艺术发展的趋势，表现出拥护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立场，并用以证明中国绘画的审美特点和当代价值，应该属于最保守的绘画团体，却具有了最前卫的现代思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