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国画研究会曾盛极时。近百年过去，重新梳理和探访广东国画研究会在广州雅集之旧址，尽管早已更换门庭，但旧时文人画家雅集的风流遗韵仍然值得后人细细玩味。

国画研究会的前身是癸亥合作画社，而合作社的成立，就与文人雅集这一传统不无联系。雅集，指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集会中也有弹琴、品茗、闻香、挥毫等其他雅事。“雅集”一词源于北宋年间著名的“西园雅集”。直到民国时期，雅集之风仍十分盛行。

陆丹林在《广东美术概况》中写道：

到了民国以后，国画的空气，较前浓厚，那时很盛行一种“雅集”，在一间酒馆或私人住宅，约了几个画家，吃饭绘画，谈天说地，作数小时的盘桓。有时因为春节同乐会，或其他慈善筹款的会集，也有书画家参加即席挥毫。后来因为受了新派画的激荡，有些人就觉得应该组织团体从事研究，联络一切。癸亥合作社，就在民国十二年成立，跟着举行合作画展。

雅集将画家聚集在起，做公益善举的同时也帮助解决画家的生计。旧时向画家索画，需得自己或托人登门拜访，要看时机，求画得付润笔，而一些画家住处和活动也不为外人所知。而趁着画家雅集，即席挥毫，求画者可取得现成作品并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画家也可由此提升名气，于双方皆有好处。这种文人雅集的方式，算是中国画家较为传统的交往与生存方式之一。

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前身“癸亥合作画社”，社址设在广州的司后街（今越华路）小东营。画社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固定每周日于惠爱路西园或城隍庙茶肆雅集，切磋画艺，合作绘画；同时每年举办展览会，出版名为《癸亥合作画社》的场刊。展览中既有社员的作品，也有他们的藏品，兼具展示与销售。

画社展览场刊中记录：“第一回展览作品出品量不少，虽画价多为二元、十元的低价”，但“及至闭会时真个一张也不留得，全数光了”，购画者中就有当时的名流如胡毅生、林直勉、赵公璧等。第二回展览的作品使画社名利双收，“对社会的吸引不减于第回”。这样的文人雅集在画家、画社及社会之间，起着纽带作用，使画家之间互动频繁，也与社会大众有更多交流。

1925年，癸亥合作画社扩组为广东国画研究会。第二年，潘达微、黄般若、邓尔雅等在香港组建了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他们每月雅集次，常在陶园酒家、利园北山堂即席挥毫、切磋画艺、陈列古画。国画研究会同时也在东莞成立分会。1935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分会也成立。

国画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址仍在合作画社的旧址，但那里只是临时的办公和通讯之处，没有展览、挥毫的地方，研究会若要雅集或举行展览、活动尚需另找地方，十分不便。1926年，研究会得到当时任六榕寺主持的铁禅的支持，将六榕寺人月堂设为固定会址，之后国画研究会会员的雅集、展览多在此地进行。

潘龢曾记载人月堂的具体情况：

人月堂居五羊静慧寺千佛塔下，昔为诸僧供佛之地。缘时久颇成荒废，值国画研究会苦无会址，会员铁禅上人愿以此地修理之，以为会所，群称美善。是堂具花木幽深之致，奇石生云，修竹拂雨，足供世外想。庭中有古白玉兰一株，高数丈，花时冷香澈三界，洵胜境也。同人遂于九月鸠资建筑，十月竣工。开径扫烟，启窗邀月，槛棂群具，几案略全，而同人于软红尘十丈获一片清凉为憩息之地，岂国画为吾国千秋绝业，亦赖我佛慈云拥护耶。因记之。

而黄般若也曾回忆雅集之地人月堂的情境：

人月堂虽不大，然布置极雅，推窗所及，花塔之朱栏碧瓦，丹柱粉墙，映入眼帘，饶有天然之诗情画意，是为画人清凉憩息之地。入其室，名利之心，鄙俗之念，皆顿自消。忆往昔，吾粤画坛之俊彦咸集，每星期必例会于此，吟诗吮墨，挥毫赋彩，极一时之盛。平时亦有古今名画及会员新作陈列，更有盆栽石山清供，会员及艺术青年，皆可整日盘桓于此，谈画论艺，交流切磋，无主无客，令人流连忘返。

通过这些我们能大致了解人月堂的环境、氛围。在国画研究会的历次展览作品中，曾有两件专门描绘六榕寺人月堂雅集场景。一张是许伯勤所作《人月堂雅集》，另张是刘士谦所绘《六榕雅集》，皆是以国画研究会定期在人月堂雅集挥毫的惯例为主题，作品意境幽深，颇有古风。

国画研究会雅集之时常即席挥毫，其中多为合作绘画，比如署款作于人月堂的就有很多是合作画。而雅集作品中，又以扇面为主，一般每张定价二元。很多买画者喜其现成又多雅趣，且不少又是合作画，因而专门在国画研究会雅集的星期天来订购画作。每次雅集所作之画，常被订购一空，而收入所得，又多会作为画会的日常活动经费。

如今，人们常以为即席挥毫的都是应酬作品，但当年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雅集”作品却有不少是佳作精品。由于画社成员品味相近、志趣相投，且“术业有专攻”，如罗卓擅走兽，李凤廷擅花乌，卢振寰擅山水等。一些雅集画作虽是合作画，但作品中既有个人艺术特点，又有浑然天成之妙。在合作的过程中，各人皆倾尽全力，又有几分“炫技”心态，往往碰撞出不少新意，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合作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