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帝师已死

□刘刚

中国传统里，有一种学问，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怎样的学问？总之说不清。但有明白的人，比如刘伯温。

刘伯温，原本是个科举制里的读书人，按照现在填表的格式，他的“个人成份”应该是“学生”。然而，科举制对于“学生”的要求，并没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一条。可见刘伯温是个科举制框不住的人，他可以从科举制出身，却不让科举决定终身，所以，在儒教经典之外，他还要另辟蹊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究天人之际”。

据说，中国帝王学里有四大帝师，吕尚、张良、诸葛亮和刘伯温。这四位，均非从“周孔之教”的模子里出来的，倒像是从神话与历史交错的道家学说里跑出来的半人半仙。作为帝师，本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政治上的导师，还有就是军事上的军师。这两方面，被儒、道两家分担了。政治方面，先是周孔之教，后来有孔孟之道加上程朱理学，做了历朝帝王的导师。而军事方面，则没有常设的帝师，一般都是据乱世的临时配置，一旦乱世结束，军师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军师不是意识形态，可以高高挂起，而是需要面对的血肉之躯，是个实际问题。

四大帝师，吕尚之所以能功德圆满，是因为有分封制，可以封邦建国。而张良面对君主专制，就只能退隐了，退隐还算是善终。至于诸葛亮，严格说来，还算不上“一个”军师，“三分天下”，也就是个“三分之一”的军师，不过，诸葛亮却不失为从军师向行政官僚转化的范例。诸葛亮能从军师转化为丞相，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他本就是个“三分之一”的军师，其二，是因为刘备早死。刘备也就是为了夺取荆襄，才三顾茅庐，拜他为军师，入蜀以后，有两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关羽北伐，刘备东征，都没让他参与，何也？或如陈寿《三国志》所言“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或许刘备已然发觉《隆中对》里“三分天下”的战略便是诸葛氏家族的战略，诸葛氏三兄弟分居于魏、蜀、吴三国，便是其家族战略的狡兔三窟式布局，诸葛亮实现个人转型，刘禅却失败了。

诸葛亮之于刘禅，已非所谓“军师”，而是如曹操之于汉献帝，已然权相，有所区别者，在于“忠奸”二字。亮之忠，孟德之奸，古今已有确论，然，凡为权相，必有奸心，遍观历史，无不应验，不独孟德大奸，就连诸葛亮也难免。何也？观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貌似大忠，实为自谋，较之曹操玩汉献帝于掌股，虽有大忠与大奸的差距，但忠与奸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一体两面。亮此言，看似一腔热血的后面，还有潜台词，实乃警告蠢蠢欲动的后主：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还权于汝。今日，我们重读《出师表》，观其明知“民穷兵疲”，战无胜算，还要用兵，全无《隆中对》之战略思想，惟以权谋伏于忠义辞章，动辄祭起先帝遗志，而不见其为国为民着想，无谋富国强兵之策，反以曹操作为军事投机的榜样，欲以机会主义的用计，来取代提高综合国力。孙子言战，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所谓“算”，就是从综合国力上来“算”，亮无胜“算”而战，故其欲胜者非外而在内也，亮以不断用兵，牢牢掌握兵权，他没想过要归政于后主，还权于刘禅。

刘伯温刚好相反，他没有完成从军师向丞相的转型。据说，朱元璋找他谈过一次，先提了几个丞相候选人，向他征求意见，都被他否定了。于是，朱元璋说，我看你最合适。他马上回绝了：我不行，还是李善长合适。为什么要回绝？他自说是行政工作太繁琐，人事协调太烦，他不耐烦。朱元璋说，李善长处处跟你为难，你为什么还要说他行呢？他没有迎合朱元璋，反而重提李善长。朱元璋当然没有听他的话，那几位被他否定的人选，后来，都被朱元璋用作了丞相，可想而知，他们今后会对他怎样，而李善长也不会因此而买他的账。

四位帝师中，惟有刘伯温是从科举制里出来的，身上还有股子书生意气。这意气，于官僚体制总有些格格不入，时不时地就要发作。50岁以前，他从科举制出身不难，可仕途上却磕磕绊绊，书生意气一发作，他便辞了官，回到老家南田，一个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50岁以后，他被朱元璋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终于出山！出山以来，战场上克敌不难，官场上还是磕磕绊绊，书生意气再发作，便得罪了朱元璋的老班底淮右集团，又辞了官，归去来兮，最后还是遭了官场暗算。暗算者，都说是胡惟庸，因为他生病时，身为丞相的胡惟庸亲自给他送药来了，他服药以后，病情反而恶化，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朱元璋，朱未过问此事，看着他死。因此，有人怀疑，朱是幕后主使，若非以御赐的名义，他岂能随便服用政敌送来的药？若被政敌掉了包，朱安能不理？更何况朱明知胡是他的政敌，偏偏让胡来送药，是何用意？后来，胡惟庸案发，这笔账就一并算到胡的头上去。

帝师没落是趋势，每下愈况，张良不如吕尚，刘伯温不如诸葛亮，刘伯温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帝师了。帝师终结者是朱元璋，看似官场排除异己，实则欲以君主专制消灭书生意气。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