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

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被称为“四朝元老”;他留学海外，环游世界，精通经济学，知晓四国语言，参与文字改革，成为“汉语拼音之父”。

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著名的人物，很多均毕业于此：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他们都是他的同学。毕业后，先是到日本留学，再到美国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欣然回国……

一生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他搭建起语言的桥梁，圆融地看世界。

他是著名学者周有光。110岁。

50岁改行：

26个字母干3年

回国后的周有光，到复旦大学教经济学。

1955年10月，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到北京参加马上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这里需要人才，请你到北京来做这个工作。

扔下精通的经济学，半路出家研究语言学——对于50岁的周有光来说，“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的回答是“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而周有光算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其实，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时，就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他辅修了语言学。

新中国成立后，当用罗马字母制定汉语拼音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具体工作由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三人负责，周有光任拼音方案室的主任。他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在3年的时间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将26个拉丁字母组建了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人家开玩笑说：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周有光笑着回忆道，“今天想起来，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

“外交”3年：

把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陆续有人在提意见，而这些意见，周有光等人在制定拼音方案中都研究过，没有过任何漏洞，也没有遭遇过任何新问题。

1979年4月，周有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文献技术会议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为什么最好，我必须一个个向他们说服。”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很多：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要国际上认可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在周有光看来“接下来的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要日本支持汉语拼音方案，那么中国则支持他们的训令式（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英美反对汉语拼音方案，因为他们抱怨，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怎么与各国进行斡旋，并在语言学规则上进行讨论，周有光担任了3年的“外交家”，以语言为桥梁，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和规则中游走。

1982年，国际投票一致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定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搭建两座桥梁：

推进语文现代化

在周有光看来，50岁之后自己的主要工作的意义，就是搭建了两座桥梁。

一座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让中国的小孩子、大人，甚至是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

同时，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外国人也更容易学习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即使是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拼音便可以认得，可以叫出。

“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语言文字的改变，就是改革之一。”

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方案和文字改革的意义，最大在于实现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积极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

周有光在上世纪30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时，就有过深刻的感受。他曾以为他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到那才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

“之后，日本努力推广以东京话为基准的‘国语，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欧美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

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21世纪初，北京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不一定能。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就是语言的现代化。

这是“世界公民”周有光走遍世界，走读中西文化的视角，也是“汉语拼音之父”走过一个世纪，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在做的努力。

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