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Jonah Weiner 译 邓楚阳

幽默大师

文 Jonah Weiner 译 邓楚阳

当喜剧表演越来越依靠即兴发挥，好莱坞剪辑师布兰特·怀特的事业就开始飞黄腾达。他能让这些地球上最搞笑的人更加搞笑

梅丽莎·麦卡西的双手捆在背后，被关在布达佩斯一所废弃电厂的阴暗地下室里。她的身体颤抖着，嘴里咒骂着，但似乎仍然在用她最后的一丝力气放声大笑。“让我再试一次。”她说，努力地想要绷着脸。麦卡西正在喜剧电影《间谍》（Spy）第114场戏的拍摄现场。当时正是2014年4月，这部电影刚刚进入第一周的拍摄。几英尺外坐着导演保罗·费格，他很喜欢在镜头外给演员念他刚刚想出来的新台词。女主角麦卡西扮演一个其貌不扬的特工，叫苏珊·库伯。在这部电影的第114场戏里，苏珊和另外一个人质阿尔多一起，被关在地下室里。阿尔多一直都很喜欢苏珊，尽管此时身处困境，他仍然不忘追求苏珊。这一幕基本要靠演员笨拙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出喜剧效果。比如说苏珊命令同样被绑着的阿尔多帮她解开绳子，然而她不停地挣扎、扭动身体，给阿尔多创造了无数开黄腔的机会。

“Action！”费格喊道，开始拍摄这个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镜头。扮演阿尔多的演员是皮特·萨拉分维兹，他慢慢地从苏珊背后坐起来，和她背靠背，尝试解开绑着苏珊双手的绳子。“这堆绳子和你的手都要钻进我的结肠了！”扮演苏珊的麦卡西吼道。这时费格打断了表演，建议萨拉分维兹说这样一句台词：“如果我的手离你的结肠那么近的话，那你现在一定兴奋地狂叫了起来。”

72小时之后，离《间谍》拍摄现场6200英里的地方，剪辑师布兰特·怀特正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剪辑室里工作，他一边盯着22英寸的显示屏，一边狂笑不止。怀特并不属于那种非常搞笑的人，但对喜剧的品味却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幽默大师。2000年，他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喜剧剪辑的工作，NBC的情景喜剧《怪胎与书呆》（Freaks and Geeks）。巧的是，这部喜剧的导演正是保罗·费格。演员的即兴发挥在好莱坞的戏剧作品中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怀特的事业开始飞黄腾达，他总是能够熟练地将一堆毫不相关的片段剪辑成爆笑的场景，这让他成为了好莱坞喜剧剪辑界第一人。怀特的简历中有不少过去10年里人们耳熟能详的火爆电影，最开始是2004年亚当·麦凯导演的《王牌播音员》（Anchorman），后来麦凯又请怀特来担任《塔拉德加之夜》（Talladega Nights）、《非亲兄弟》（Step Brothers）、《二流警探》（The Other Guys）、《王牌播音员2》（Anchorman 2）等多部电影的剪辑师。和《怪胎与书呆》一样，这些电影大多数都是制作人贾德·阿帕图的作品。阿帕图同时也是一位导演，他很欣赏怀特，因此也请怀特来为他导演的作品做剪辑，其中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代表作品：《四十岁的老处男》（The 40-Year-Old Virgin）、《一夜大肚》（Knocked Up）、《滑稽人物》（Funny People）和《四十而惑》（This is 40）。

怀特戴着一副框架眼镜，穿一件格子衬衫和宽松的牛仔裤，一双旧旧的匡威透露出他不拘小节的生活状态，与他对待影片精雕细琢的态度格格不入。他使用剪辑软件Avid从后往前检查着《间谍》里一场阿尔多拍苏珊马屁的戏。这场戏对于苏珊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这部电影从前面的一本正经转变成了无厘头的搞笑喜剧。根据剧本，这场戏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苏珊：“我做得很好，不是吗？”

阿尔多：“当然，非常好。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他停顿了一下，“除非我们死在这里，就没有下一次了。”

萨拉分维兹在这一幕将阿尔多的幽默演绎得非常好，即使在危险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费格希望在这里制造更大的喜剧效果，让演员们在现场自由发挥。萨拉分维兹于是改了他的台词，从原本的乌鸦嘴变成了油腔滑舌：“除非我们死在这里。不过我非常荣幸能成为最后一个射在你身上的人。”后来，他又把台词改成了“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你身体里死去”。

怀特向前坐了坐，开始工作。“导演拍完片段，就直接发给我剪辑。”他解释道，“拍摄的第二天就是我开始剪辑的第一天。”

对怀特来说，剪辑艺术上的挑战就是剧情组织上的挑战。当他一边看着同一场戏的不同演绎手法时，一边也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剧本对照。就在阿尔多台词的右边，有几个蓝色的点，每一个点都代表着萨拉分维兹改动的台词。在怀特拿到未经剪辑的电影片段之前，会有两个助手先把它们全部看一遍，将演员的自由发挥在脚本上标注出来。这就意味着怀特只需要点击剧本上的蓝点，就能看到萨拉分维兹在台词上做的改动。

演员的即兴发挥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变得引人注目，这一点从《第二城市》（Second City）和《相似字》（Groundlings）在好莱坞迅速蹿红的现象中就可见一斑。但真正让即兴发挥变得更加流行的还要数阿帕图和麦凯，他们让摄影机几乎一刻不停地运转，记录下演员在片场的一言一行。“我一直都认为一场戏的呈现有很多可能性，而我想抓住尽可能多的这些可能性。”阿帕图告诉我，并解释说这种想法还是来源于90年代早期他在和本·斯蒂勒一起创作《本·斯蒂勒秀》（The Ben Stiller Show）时的经验与思考，“本在每天的拍摄中都有数不清的临场发挥。”

关于剪辑喜剧片，怀特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叫做“回归‘怪胎与书呆’”。这种方法对喜剧演员也有所要求，冀望他们能够在镜头面前有尽可能多的临场发挥。他指着电脑上的许多蓝点对我解释，打开这些蓝点你要么会看到出色的临场发挥，要么会看见如出一辙的重复表演。

好莱坞喜剧“即兴发挥”的风潮与高质量的数码摄像设备的普及密不可分。数码设备比胶片成本更低，而且能够连续运转至少25分钟（曾经被作为拍摄标准的胶片设备最多只能维持11分钟）。从2000年开始，许多喜剧导演都彻底抛弃了胶片，转用数码摄像机，这让他们在拍摄现场的工作更加灵活方便。布莱其曼，《22跳跳街》（22 Jump Street）的剪辑师，同时也是《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和南希·迈耶斯两部喜剧的剪辑师，他说道：“以前我们在片场只用胶片拍摄，通常都是演员主动要求多拍一条，然后导演才让摄影师开工。一般一天下来能用得上的镜头加起来有1个小时的话已经很不错了。而现在，一天能拍出6个小时的有效镜头，因为数码设备确实效率更高一些。”赞恩·贝克，《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和《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的剪辑师，告诉我：“现在有了数码设备，我大概要在20个小时的影像里剪辑出3分钟的镜头。”

即兴发挥通常都会给影视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但从定义上来看，“即兴发挥”却有草率、粗糙的意思。正如麦克·迈耶斯之前回忆喜剧演员戴夫·弗雷说的那句话一样：“大多数即兴发挥和改写剧本没有太大区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兰特·怀特可以称得上是剧本改写大师了。无论是威尔·法瑞尔胡乱地重复动作，还是史蒂夫·卡瑞尔的瞎比划，或者是梅丽莎·麦卡西笨拙的奔跑动作，他都能让这些地球上最搞笑的人更搞笑。“他从来不害怕一头扎进一堆毫无规律的镜头之中，也从来不担心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左上：《四十岁的老处男》剧照

右上：《王牌播音员》剧照

下：《一夜大肚》剧照因为他总是能够把一堆杂乱无章的素材串联起来，而且还能让观众开怀大笑。”布莱其曼这样评价怀特。

在工作室里，怀特能够自如地让演员的表演呈现出最大的喜剧效果，就像音乐制作人能够用自动调音器调整歌手的声音一样。“Avid让我能够尝试不同的点子，因为它的效率非常高。”他说，“我们可以通过它调整镜头中笑点的持续时间，甚至内容，调整剧情的节奏，这样确实能够让电影更加好笑。”

怀特一边大笑一边看着麦卡西和萨拉分维兹的这一场对手戏。这段对白很粗俗，但却可以制造出很好的喜剧效果。怀特说，即使他把声音关掉，也能通过波形图的幅度来判断某一个片段是否好笑。“如果我看见一段平滑的长曲线，我通常就会把这个片段标注出来。”他说，“看着这些曲线就和听见真实的对白一样。特别是威尔·法瑞尔的戏，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搞笑的台词，然后他想出来了，再然后他就会把台词说出来，他的表演过程通常都是这样的。而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所经历的这三个步骤变得更加紧凑一些，以达到更大的喜剧效果。”

这种加快表演节奏的剪辑技巧能够通过软件来实现，而通常的结果则是演员会出现一些“非人类”的表现，比如语速超快地说一段复杂的台词。不过，正是这一特征才让表演更加好笑和自然。赞恩·贝克说：“举个例子，你可以回去再看一遍《高尔夫球也疯狂》（Happy Gilmore）。”亚当·桑德勒1996年的作品，“你现在再去看这部电影还是会觉得很搞笑，但以现在的标准来说，这部电影的节奏太慢了。每一分钟的笑点个数，就过去和现在来说，是有很大差别的。”大卫·瑞尼，《小鬼当家3》（Home Alone 3）和《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的剪辑师，告诉我他不久之前还看了一部1978年的经典喜剧电影，“只是为了好玩儿，”他说，“我对那部电影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把节奏加快了，删掉一些情节，结果得到了更好的喜剧效果。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剪辑师来说，要剪辑出一部作品比从前需要花费的时间少得多了。”

这股强调演员即兴发挥的风潮不仅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变成主流，而且在过去的短短几年中更是迅速成为行业风尚。其中标志性的时刻大概要数布兰特·怀特在2006年的电影《塔拉德加之夜》中，用剪辑将角色们在饭桌上的目光交火和唇枪舌剑表现得淋漓尽致。在2013年的《世界末日》中，我们可以看到，喜剧电影的节奏越来越快了：当赛斯·罗根和杰伊·巴鲁谢尔，两位极擅长临场发挥的“忍者”互相争论无麸质食品的好坏时，赞恩·贝克让他们的台词紧凑到几乎都重叠在了一起。“我当时正在看每日秀，思考他们俩应该怎么和彼此说话，然后发现他们之间的气氛其实非常微妙，但唯一的缺憾就是节奏稍微有点慢。”贝克说，“我喜欢自然而又快节奏的对话，所以我决定，既然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情不浅，他们一定能知道彼此下一句要讲什么，所以我决定让他们的对话再激烈一些。”经过剪辑之后，两个角色之间的对话确实比演员在现场真实表演的时候要快很多，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表现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能够让观众的大脑跟随这样快节奏的对话一起快节奏地运转，发出一串连着一串的笑声。

左上：《塔拉德加之夜》剧照

左下：《间谍》剧照

右上：《非亲兄弟》剧照

右下：《四十而惑》剧照

如今，除了一些特例以外—伍迪·艾伦就是那些特例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数导演还是更倾向于将同一场戏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尽可能多的镜头，然后再在之后的剪辑中进行精挑细选。他们通常都会给这些脚本添上注释，以方便剪辑师更好地把握他们的想法。

而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怀特就要靠自己的直觉来判断哪个镜头更搞笑。他会剪辑出好几个版本的半成品，然后发给导演，让导演从中选择。得到了导演的回复之后，怀特就继续修改、润色。一部电影就是像这样一点一点连接起来的。“导演们通常都希望得到不止一种的剪辑半成品。”梅丽莎·布莱瑟顿，一位阿帕图工作室的剪辑师，同时在《间谍》里也是怀特的得力助手说，“他们希望把每一场戏都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然后来看哪种组合方式最好。”怀特注意到，阿帕图在拍摄电影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想法，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是放在结尾呢，还是早一点出现呢？所以他会把这样的想法在不同的场景中都拍摄一遍，然后让我来判断。”

《间谍》的第114场戏在怀特的手里终于逐渐成型了。他在一个个镜头间不停地切换，其中一些是费格特意标注了“VG”（Very Good）的。还有一些用不上的镜头，萨拉分维兹忘词了，或者是麦卡西的头转错了方向。怀特还是觉得这场戏的节奏有点慢，于是他尝试了台词的多种组合方式，就像一个拿着红笔修改稿子的编辑一样，玩弄着文字和语言，最终他剪掉了萨拉分维兹为自己的“粗俗”向苏珊道歉的后半句和麦卡西回复他的前半句。

怀特几乎是在显微镜下工作的，他必须得在非常小的细节中找到台词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让观众笑个不停。他向后靠在椅背上，将这段戏重新看了一遍：确实非常连贯。

来自犹他州欧伦市圣丹斯的怀特是一个摩门教徒。在杨百翰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曾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当上编剧，而且还是剧情片的编剧。他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充满污言秽语的喜剧并不太搭。“但我就是那种比较离经叛道的人。”怀特说，作为一个摩门教徒，“限制级的电影看都不能看，更别说制作了。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电影？”当怀特剪辑《四十岁的老处男》，这部被他称作是反映家庭伦理的电影的时候，他告诉自己的孩子，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四十岁》。

24岁时，怀特在圣丹斯电影节的附属制作公司找到了工作，主要负责剪辑电影节展播的独立电影。他的导师是戴迪·艾伦，《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和《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的剪辑师。戴迪告诉怀特，一切从简。“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剪辑师，他们会说，我不能用那个镜头，那杯水的位置是错的。”怀特说，“但是我会说，管这么多干什么？这个镜头的表演最好！为什么非要纠结于一杯水的位置，而剪掉演员精彩的表演呢？‘胆小鬼才会害怕穿帮镜头’，戴迪经常说这句话。”怀特说，根据观众的回忆，人们在看电影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盯着演员的眼睛看的，所以只要能让他们投入到剧情和表演中，其他事情都不那么重要。”现在，这种细节上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科学技术让怀特能够选择演员表现最好的那个镜头，然后把里面不那么重要的细枝末节进行手动修改，使画面变得连贯。

1999年，怀特看了一卷《怪胎与书呆》的试播录影带，然后开始投简历。这部连续剧的剪辑师职位空缺了一个，于是费格录用了他。NBC停播这出剧之后，怀特开始跟着阿帕图工作，剪辑了《北部好莱坞》（North Hollywood），不过这部剧最终没有在任何地方播放。“这出剧每一集应该是20分钟，”怀特回忆道，“而阿帕图拍摄了90个小时的镜头。我非常努力地想把它剪辑到20分钟以内，本来45分钟的长度刚刚好能够达到最佳效果，但福克斯只给我们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当成品出来的时候，反响并不是很好。”

这段经历让怀特了解到情景剧主流市场所期待的剧集时长，同时也可以看出，主流电影市场的期待有时候也会限制演员的即兴发挥。亚当·麦凯说，有时候真的很难抉择，在片场的时候，“你感觉有些笑点真的很精彩。但是，即使你拍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一堆东西，但到头来，电影还是电影，主角的感情线还是要抢走搞笑台词的风头，所以最终的电影成品可能和你在拍摄时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拍摄《非亲兄弟》的时候，有一幕非常好笑，可以说是我们拍过的最好笑的一个镜头。但后来，为了照顾剧情，我们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最后这一幕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了电影的结尾，但让麦凯失望的是，大多数观众都没有耐心等到最后一刻去欣赏这段纯搞笑的经典片段。对于这种尴尬的处境，怀特则有不同的看法，“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好笑的笑话怎么样都能被观众津津乐道，这就是喜剧的达尔文主义。”

怀特工作室的墙上贴着《间谍》的剧情分段卡片

《间谍》于2014年6月21正式杀青，这时候怀特和他的团队将工作室搬到了伯班克大道上的一所大房子里。两个月以来，费格和怀特只要醒着，就几乎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他们一起看了剪辑成2小时15分钟的半成品——虽然时间还不够短，但是也在逐渐接近了。怀特就坐在费格身后，观察费格的表情，并把他的反应一一记录下来。

但最后，费格非常失望。“简直糟透了。”他说。梅尔·布鲁克斯曾经强调，剪辑电影的时候，“要给观众空出一定的时间去笑”。拉夫·罗森布鲁姆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以前他在剪辑《安妮·霍尔》（Annie Hall）的时候，故意将埃尔维吸食可卡因的场景拉长了5到6秒，就是为了给观众留出发出笑声的时间。即使2015年的喜剧电影节奏要比上个世纪70年代快得多，这个原则也是不能改变的。费格和怀特意识到，在《间谍》中，他们把剧情压缩得太紧凑了，观众可能根本没有停下来笑的机会。

《间谍》的公开试映被安排在9月25号，加利福尼亚州的伍德兰希尔，因为他们之前的电影在这个地方试映得到了不错的效果，而且这里远离洛杉矶市区，也就不会有太多大城市气息浓重的观众前来观影了。另外一个让阿帕图和他的团队觉得很满意的试映地点在橘子镇一个大型商场的电影院里，他们认为，在这里试映可以看看美国中产阶级的观众对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些让喜剧迷们捧腹大笑的笑点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说一点也不好笑。”费格说。怀特回忆起了《亚瑟》（Arthur）的痛苦经历。《亚瑟》是2011年华纳兄弟制作、拉塞尔·布兰德主演、怀特剪辑，但最终反响平平的一部电影。试映那天，观众的反应并不乐观，当晚怀特就和几个执行总裁一起坐上了回加州工作室的私人飞机。“飞机上安静得连掉根针都听得见，太可怕了。”他说，“当时我就知道，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往这部电影上投入更多的钱了。”

在伍德兰希尔的试映不仅仅是要观察观众们对《间谍》的整体反应。片方还在放映厅的最前面放上了一个麦克风，以记录观众们的笑声，好让怀特在后续的剪辑工作中有所参考。如果一场戏没有收获到之前预期的笑声，怀特就会对这场戏进行微调，或者直接用候补镜头代替，然后将剪掉的这个镜头归入“B类”—也就是观众反应不佳，但费格还不想放弃的那一类。片方还会把“B类”中的镜头播放给观众看，如果反应不错，“那么我就会把这些镜头放进‘A类’里去。”怀特说。

费格和怀特开始在工作室里根据早上的笔记对电影进行调整了，从还未进入电影主题的开场镜头开始。接下来，怀特不停地把各种镜头组合在一起，然后——为了给观众留一些空白的时间尽情大笑—他尝试着将一段冗长而尴尬的空白剧情插在一个演员情绪突然爆发的镜头之前。剧本上根本没有这个情节，但是导演似乎对这样的改变很满意。

“有时候，”费格说，“笑话就是无中生有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