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 王建富 池丽霞 张莉

村上春树作品中不乏中国元素和中国人形象出现。《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早期创作的三部连贯性的青春题材小说，被称为“青春三部曲”，奠定了其文坛地位和写作风格。在这三部小说中，连贯出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杰”，“杰”的酒吧也是三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场景，是联系“我”和“鼠”的一个时空上的节点。从人物塑造来看，村上对“杰”泼墨不多，但又不可或缺。“杰”出生于1928年，是“我”和“鼠”的知音，给了“我”和“鼠”家人般的温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远离祖国生活在日本，日语说得地道又俏皮，“杰”这个名字是战后在美军基地工作的美国兵起的，除此之外关于他的一切都未有更多的交代，“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有人问起也像开抽屉一样小心翼翼地道出绝不犯忌的答话。”可见，村上在作品设计中有意避开“杰”赴日之前的经历，而意在表现其在日期间的状况。“我”与“杰”的交往背景涉及了侵华战争、美军军事占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可以说“杰”是这些战争的见证和记忆，表现出了村上关于战争的思考，在“杰”酒吧里，“杰”听到“我的叔叔是在中国死的”的时候却发出“死了很多人哪。但大家都是兄弟呀”的感叹。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把侵华的日本人当作兄弟，不得不说，村上在这里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又借助“我”的口发出“杰！……一切都应以他为核心运转，以宽容、怜爱、容纳为中心”的感慨，暗含着希望中国人能像“杰”一样原谅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凡此种种，都带有日本式的暧昧。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品中共有三个中国人形象出现，分别是中国老师、女大学生和高中男同学。

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去中国人小学参加考试的中国监考老师，在考试前，中国老师一再重复中日友好的话题，并叮嘱考生不要乱写乱画，激情澎湃的话语换来的却是日本学生无动于衷的沉默。二十年后，“我”仍能想起“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连桌椅的数量和黑板的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与“我”同一天在同一考场参加考试的女同学却对监考老师是中国人这件事情都不记得了，经“我”反复地追问，才说“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二个中国人是课余打工时认识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女大学生生在日本，从未去过中国，几乎不会中国话，英语相当好，但是在日本的生活环境却非常局促，同哥哥挤在一座公寓里。“她干活非常热心，在她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而她的热心却是极不合群的，经常遭到周围人的不满，因为她的热心完全是为了生存所迫，这一切都只因她是中国人，由此可见，村上意欲借女大学生的遭遇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不平等，试图通过“我”主动与她的交往来对现实社会的不公与不平等进行控诉与反抗。虽说“我对她怀有本能的好感”，但却在一次分手时，把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列车，对于这一差错，“我”自我辩解“我何苦故意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电车呢？酒喝多了？也可能脑袋里装自己的事装得太满了”，而后又扩大为“再说她本来一开始就该完全知道这点，知道自己被送错了车”。并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再度犯下第二个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以致失去了同她的联系方式。

第三个中国人是“我”高中时代的男同学。“他”以一种闯入的姿态打扰了正在看书的“我”，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而我却对他没有印象，并觉得他有“磨损”的感觉，认为他的表情“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会桌上的不配套的盘子”，在他为“我”点烟时，“我不怎么喜欢别人为自己点烟针灸，但对于他倒没甚介意，甚至好一会都没意识到是他给点的火”，由此可见，男同学与“我”生活境遇的天壤之别，日本人生活的优越感跃然纸上。两人寒暄许久，而“我”却始终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为此“我”感觉愧疚，仔细搜集记忆中的片段，才隐约忆起他“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向来也有人缘”，可现在却做着百科事典的推销员，“我”对他有不可思议的亲切感，“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可最终“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作品表现了村上一贯的冷漠，对过去的冷漠，对记忆的冷漠。作品中的三个中国人形象都是正面的，却又是弱势的，“我”试图与他们亲近，却因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冷漠与疏离充斥其中。

《天黑以后》是村上200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塑造的19岁的中国妓女“郭冬莉”和拉皮条的中国人，是村上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以中国名字命名的中国人形象，与之前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相比，“非法偷渡者”、“妓女”的身份并不光彩，而其“弱者”的地位并未改变。由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突然来了月经而遭致日本人白川的毒打，村上对此表现了一贯的同情，因此，作品中安排旅馆女经理阿薰与会中文的玛丽来解决麻烦，不仅借情人旅馆女经理之口痛斥白川“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男人的渣滓！”更借女主人公玛丽之口说出了“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只见了一小会儿，又几乎没有交谈，但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了我身上”的话，最后阿薰从监控摄像机里把白川的头像打印下来，交由中国人黑道分子将白川的耳朵割掉一只。作品中，对中国人作恶的是日本人，解救中国人的也是日本人，村上表现出了对于超越民族的善的彰显和对日本式恶的憎恶和鞭挞。而作品中将郭冬莉设定为非法偷渡者，又被中国的拉皮条者操控，又安排求助于在日本的中国黑道分子来解决白川，这似乎又表现了日本式的鄙夷。

村上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父亲又是侵华战争的参与者，这决定了他对于中国思考的必然性，其对于战争与暴力的触及也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但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其对于中国与战争的思考仍无法摆脱民族冲突的现实，充满复杂又矛盾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