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圩文化”：壮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2015-08-29龙海平等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5年2期

关键词：载体

龙海平等

摘要：言语是最便捷、最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山歌是壮族人民的一种“说话”方式，“歌圩文化”以歌育人、以文化人、以活动吸引人。“歌圩文化”作为壮乡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是壮乡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特殊性的内在要求，当代境遇的客观需要，实践经验的现实需求。需要准确把握壮族农村的基本特点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遵循话语转换原则，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实现队伍的结合，促进载体形式多样化。

关键词：歌圩文化；壮族山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2.021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2-0084-05

“自古以来，壮族素以善唱山歌而闻名于世，壮族聚居的广西被誉为‘歌的海洋、‘山歌的故乡，而充分和集中体现壮族人民能歌善唱这一特点的便是遍布壮乡的歌圩。”[1]歌圩①是壮族民歌文化的自然载体，也是壮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瑰宝，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性、民族性和乡土性。每年农历的“三月三”，广西壮族、瑶、苗、侗等各族群众都会欢聚一堂，开展唱山歌、芦笙踩堂、顶竹杠、抢花炮等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叙民族深厚情谊。2006年，“歌圩文化”已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至2007年，广西有山歌队4384余支，广西每年都有2700多万人通过各种方式欢度“三月三”。

在广西各地的“歌圩文化”活动中，“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南宁市武鸣县山歌历史悠久，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每年在武鸣县城举办的“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②文化旅游节”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历史最久的民族歌圩。百色市田阳县，作为中国壮民族文化发祥地，每年举办布洛陀③民俗文化旅游节，当地民众山歌打擂台，以歌传情，以歌会友。以歌仙刘三姐传歌升天故事为核心的柳州市“鱼峰歌圩”④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如今壮乡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上万名群众通过赶歌圩、赛歌台、现场学唱山歌、抛绣球等活动，感受壮乡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增强民族自信心、认同感和自豪感。成为当地“三月三”的一道文化大餐。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2]广西“山歌好比春江水，壮乡三月好风光”。从2014年起，“广西‘农历三月三的天，是放假的天，自治区的人民好喜欢”，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无疑为壮族“歌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笔者有幸实地欣赏了桂林市龙胜龙脊“三月三”山歌传唱活动，恭城瑶族自治县看瑶族歌舞、听山歌活动，鲁家村的“三月三”活动等，被少数民族风情所感染。“言语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3]社会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深厚土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寓于社会生活既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也有利于呼应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命题。[4]“以歌传情”的“歌圩文化”应该成为壮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壮族地区农村最好、最具特色的教育新载体，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最喜见乐闻的文化娱乐生活。为此，充分挖掘、开发和利用“歌圩文化”创新壮乡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深入挖掘“歌圩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等价值，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歌圩文化”独特的教育方式

壮族“歌圩文化”是由壮族群众自愿组成自娱自乐，自我教育，自我展示，聚思想性、艺术性、参与性、观赏性和地方性区域特色为一体，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它通过“歌化”“活动化”“故事化”等形式展开，将教育内容生活化、通俗化，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道，获得诱人的魅力，充分体现其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值得我们借鉴。

1.以歌育人

壮族人素有“以歌代言”的习俗，壮族山歌也被赋予教授知识、传承文化、娱神育人和解决纠纷的功能。如《劝农歌》“泥鳅不能怕泥土巴头，做人不要嫌弃屎脏身”，告诫人民群众劳动要不怕脏累；如恭城县莲花镇用山歌“夫妇一胎办法全，生男育女是平权；若还个个生男仔，结婚哪处找姻缘？”积极宣传计划生育政策；“高唱富民政策好，甘雨甜露心田浇；稳夺高产靠科技，串串硕果随风摇。”“政府动员种蔗好处多，一种年底有收入，只需管护一个月，其余时间来养蚕，月月财钱滚滚来。”[5]壮民利用山歌歌颂对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感激之情。父母通过传授饱含人生哲理的山歌来教育后代，如“莫忘父母恩，辛苦养成人。儿孝敬双老，邻里传佳名”。壮民用山歌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今众西装大翻领，金表皮鞋水晶镜；腰包手机叮咚响，发财信息环球通”[6]。壮族人“以歌代斗”，用对歌的输赢来解决民间的矛盾纠纷。壮乡无论男女，以歌表意，以歌传情，山歌的内容源于农村生产、生活，包括历史传说、生产知识、爱情婚姻、社会公德、乡规民俗等方面，通俗易懂，易唱易传，目不识丁的壮族老太太、老公公也能传唱山歌教育子女。

2.以文化人

“民族文化是民族思想观念和精神性格的载体。”[7]壮族民歌或以文字记载，或以祖传父教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于民间，有自觉性和约束性，也有很大的感召性和精神力量。习惯渐成制度，铸就了文化，生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行为和精神载体。当地群众也正是在这种伦理的影响之下，把少数民族的价值、规范和信仰等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了对伦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广西作为布洛陀文化、骆越文化、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化、歌圩文化、干栏文化、铜鼓文化的重要保留地。将民族信仰、价值取向等教育内容融入到这些文脉的传承中，既凝聚、弘扬壮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促进了交流。如在壮族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刘三姐》故事，它教育人要有不怕困难，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将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有机融合，近300名参与演出的当地农民，传承了民族文化、亲身体验文化活动和感知审美的艺术。柳州市以开展“鱼峰歌圩365工程”和“歌圩文化”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将“鱼峰歌圩”打造成领衔广西的文化品牌及柳州文化交流、文化惠民平台，真正实现文化育民、文化富民、文化乐民。这些文化展示了一方风土民情，再现了一处人文景观，传播了一种民族文化，激活了一方旅游经济。这些精品力作无不是来源于壮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无不是来源于壮族农村这片广袤沃土之上结出的累累硕果。

3.以活动吸引人

壮族人在重大节日、婚庆、乔迁大喜，特别是在歌圩上，都会举办舞龙舞狮、对歌、抢花炮、碰红蛋、抛绣球等文体活动以及各职能部门借机开展的防火禁毒、农业科技、计划生育、医保养老、送法下乡宣传活动，现场为广大农村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理论、技术、法律等咨询服务。举办活动的目的，一是活跃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如武鸣“三月三”歌圩节包括《壮乡欢歌》文艺演出、千人竹竿舞、千人武术、千人广场舞表演、歌王大赛、书画摄影大赛及作品展、民族体育竞技大赛、民间传统斗牛大赛、乡村生态休闲游、骆越始祖王祭祀大典、“壮家美食·武鸣特产”展销会等22项活动，充分体现了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创造力。满足了农民对节日文化市场“青年有事干、老人有戏看、顺便有钱赚”的期盼。二是教人做人道理。如板鞋舞，创造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人们和谐、团结协作精神。又如青蛙节，源于雷神之子青蛙为久旱的人类向雷神求情降雨的传说，具有保护生态的道德教育意义。所以，参加一次文体活动，对壮族人而言，既可以增长见识，又能在欢娱中受到很好的道德教育。

二、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歌圩文化”教育方式的必要性

载体与方法是影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汉族共性的教育方式而不注重利用蕴含壮族等少数民族个性特征的方式去教育少数民族群众，这不符合民族教育发展规律。因为“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沟通人际、代际关系的”[8]。壮族“歌圩文化”反映了其民族的独特精神与个性特征，理应发展成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1.壮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特殊性的内在要求

壮族地区农村作为壮族人民的集聚地，壮族的行为方式、习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等客观条件与其他民族存在差别；由于长期受到传统道德和壮族文化的熏陶，壮族农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道德心理和性格；在壮族地区农村聚居的人群中，既囊括壮族这一少数民族的人群，同时也囊括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群。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个体差异性较大，情况相对更为复杂。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民族特色等，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李萍教授把现代道德教育的原则归结为可接受性和发展性两条原则。[9]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可接受性原则的基础，更应注意教育方式与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和情感相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笔者调查发现，90%以上农民热衷于搞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文化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五次。“歌圩文化”既是壮族地区农村各族群众共同认可的方式，又不乏民族风俗习惯和心理特点的个性特征。既是传统以歌育人、以文化人、以活动吸引人等教育方式的弘扬，又不乏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彰显。正确处理好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是顺利开展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2.壮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的客观需要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的高歌猛进，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促使壮族地区群众的思想呈现显著的民族性、差异性、宗教性的特征，同时也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针对壮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和载体创新是增强其吸引力和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突显其内在生命力的重要表征。一方面，推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发展创新，就必须与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优秀文化相承接。壮族传统道德通过以歌传教、以活动传教、以故事传教、以乡约族规传教、以情景传教等多元化的方式，促使德育艺术化、美化，获得了诱人的魅力。这些丰富的本土资源和少数民族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方面，农村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文化沐浴的净土，多元文化在农村的交流和碰撞、冲突和融合不可避免。如何使处于困境或迷惑中的“歌圩文化”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或新的生长点，如何帮助农民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判断，这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3.壮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现实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六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要注重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社会调查，坚持以各民族地区的实际为出发点，在注意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汉族地区相比在内容、本质特征一致的共性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美德的个性，并善于创造性地把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10]在壮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如果忽视民族特点，忽视歌圩文化这个文化传承载体，只是机械地套用汉族地区的要求和做法，过于注重形式搞“一刀切”，势必会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脱离壮族群众，难以为各族人民所理解与接受。同理，如果忽视其“共性”，在开展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时离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要求、离开社会与时代的大局精神，过分强调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必然会适得其反，反而不利于民族地区思想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对外交流，不利于各族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共同提高，进而阻碍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

三、借鉴“歌圩文化”创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路径

“歌圩文化”中蕴含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价值，理应被挖掘、被研究、被传扬。“歌圩文化”作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其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农村发展。运行需要遵循原则、把握规律。运行的基础是促进民歌队伍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结合，运行的有效途径是促进载体形式多样化。

1.准确把握壮族农村的基本特点

费孝通先生认为：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11]壮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是由壮族农村的经济状况、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以及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和内在优势决定的。其突出表现为：壮族农村市场经济起步晚，竞争能力比较弱，后发展、欠发达的经济状况，农民普遍关注如何致富的现实，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更具艰难性。淳朴的村民周而复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熟悉生活，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不便的交通设施，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灵活性。壮族文化中的民族气节、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内容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显著的民族性。相对自治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思想认识的差异性，政治觉悟的不平衡性，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多层次性。壮族群众的观念保守陈旧，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进取意识不足，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需求性。

2.遵循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

基于上述壮族农村基本特点的分析，我们不能忽视壮族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遵循规律性是提升壮族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其一，服从和服务于壮族农村发展的规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由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样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又影响着美丽乡村、新型农民、新型农业的发展。其二，双向互动规律。壮族群众的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积淀的“显示器”。文化载体、个人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三者是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的。⑤因此，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吸收优秀文化成果。其三，因人因地适宜规律。采取适合民族风俗习惯的形式将壮族历史文化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使农民有亲切感，让课堂活起来。其四，内在需要驱动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就是农民的精神需求。壮族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3.借鉴“歌圩文化”转换壮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原则

“歌圩文化”作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要遵循话语转换原则，及时、有效、精确地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其一，以民为本原则。通俗地讲，壮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应该“接地气”。“歌圩文化”无疑是最接地气的载体，“歌圩文化”能用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最能听得进去的话语和他们交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境遇和“南辕北辙”结果，真正让思想政治教育从崇高叙事转换到生活叙事。其二，“三贴近”原则。要立足壮乡农村社会生活，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依靠农民群众参与，从民族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把握时代精神，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换；融注情感要素，从说事话语向情感话语转换。[12]通过话语转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软权力”，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亲和力。其三，“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接受，有利于教育工作者的传播推广，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实效性的实现。利用“歌圩文化”繁荣发展农村文化，丰富群众精神家园，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农民、服务农村、推动发展的作用，满足农民“求知、求富、求乐”的渴望。

4.找准“歌圩文化”载体建设的切入点，促进载体形式多样化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者、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能量的传递者。从内容和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意义上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客观上要求教育载体要相应地创新发展。从载体与过程的紧密关系上看，如果没有载体或者没有充分发挥载体的功效，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就不能成为现实的运动过程。[13]长期以来，因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方法不能很好地联系农村实际，令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低效性指责面前表现软弱和近乎失语。因此，要在历史性、民族性、原生性与乡土化之间，在共同的记忆、利益和文化特征之中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深入挖掘“歌圩文化”中的文化载体与活动载体，使歌圩文化成为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舞台，使思想政治教育做得更加富有声色。笔者认为，当前，践行和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梦，加强民族观、创业观、信息观、科技观、生态观宣传教育，是歌圩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最好切入点。通过建设歌圩文化艺术节、展览室、歌圩文化园或歌圩文化廊、歌圩文化进村庄、进农家，创建节庆对歌台、自然环境对歌台，满足群众“自我表现”的需求。以当地群众认同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从老歌新唱、旧曲填新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开展文艺创作。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将山歌唱到网上，创建网络歌圩，形成“唱歌不搭台，对歌不见面”的新型模式。也可利用手机短信等传播歌圩文化。丰富农村节假日、农闲、夜生活的文化娱乐活动。从山歌对唱到“美德在农家”，从歌圩文化村到村民歌圩公园，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明、健康、高尚的歌圩文化活动能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

5.加强民歌队伍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结合

当下，壮族民歌的发展与传承遇到一些困境。一方面，歌圩这一传统民俗在慢慢地失去原有的生活依托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壮族山歌濒临衰微边缘，山歌后继乏人。[14]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与扶助山歌队和歌圩建设，稳定和壮大专兼职结合的歌圩文化队伍。着力发掘、培养“歌师”骨干队伍、文化志愿者队伍、民歌歌手队伍、民间艺人队伍等“四支队伍”，培育精明强干的歌圩文化管理和歌圩文化经纪人才队伍，最大限度发挥民间艺人、文艺标兵、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娱乐生活、传承发展壮族歌圩文化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引导农民尤其是30岁以下的壮族青年爱山歌、懂山歌、唱山歌，巩固歌圩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15]在歌圩文化队伍中牢固树立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才有战斗力，积极参加各种汇演和调演才有影响力的思想观念，通过歌圩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政府要组织力量，把原生态歌圩文化采集、挖掘、整理、开发、打造成为民族的、通俗的文化艺术精品。文化部门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辅导、培训创作人才，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重奖，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较高艺术质量的原生态壮族民歌，繁荣歌圩文化事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者更应入乡随俗，熟悉壮乡、了解山歌、心系壮民，增强运用歌圩文化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自觉性和实效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够适应当地民族风俗，最大限度地达到话语共鸣。要克服“本领恐慌”，掌握运用歌圩文化传播思想道德、教育农民、服务农村的本领。努力成为生产发展的引导人，壮族群众的贴心人，乡风文明的热心人，山歌文化的传播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执行人。

注释

①歌圩又称歌节，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形式。

②武鸣县位于大明山以西，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6%。早在古骆越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雄伟的大明山脉，是古骆越文化发祥地，也是珠江流域龙母文化发源地之一。

③传说布洛陀是壮族先民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人物，是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田阳县敢壮山是布洛陀的故里，布洛陀文化的发祥地。

④传说歌仙刘三姐当年便是在鱼峰山下传歌教化百姓，并在此骑鱼升仙。

⑤此观点笔者受到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新视界》的启发，谨此致谢。参见罗洪铁、周琪.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新视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第94-98页。

参考文献

[1] 邓如金.论壮族歌圩的生命力[J].民族艺术，1991（4）：135-146.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十个一号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7.

[3] 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8.

[4] 赵继伟，菅琳.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4）：88-91.

[5] 岑欣.凤梧有支老人嘹歌队[N].右江日报，2006-0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