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中

摘 要：柏格森是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对现代哲学、科学、文学和宗教都有广泛的影响，其非理性的“直觉主义”、“绵延”观以及时间概念对西方哲学的理性认识论传统行成了挑战，极具颠覆意义。本文旨在探讨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及其相关哲学思想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柏格森；绵延；时间；意识流小说

柏格森直觉主义的生命哲学对传统语言文字的真实性提出了直接的拷问，在柏格森看来，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的时间之流，其特点是“绵延”，经历“绵延”的主体是纯粹流动的、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的、不被打断的体验中心。简而言之，最深层的存在是不断融合的，每一个瞬间都汇入下一个瞬间。而体现传统时间观的语言则是排斥绵延、试图从绵延的整体中割裂出其中某个暂时的结点进行概念把握的，其结果是与柏格森“绵延”的本质南辕北辙。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带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其中意识流小说更是直接受到柏格森“心理时间”理论影响。

1 时间与纯粹绵延

在传统时间观中，无论哲学还是物理学，时间都是以一种概念化的抽象形式被把握，作为物体运动的测量手段出现的，时间成为一个片面的抽象名词，在这个概念体系中，它的其他性质全部被剥离。而在柏格森的哲学体系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时间，一种是真正的时间，即生活时间或具体时间；另一种是科学语言中的时间，即度量时间或抽象时间。绵延就是“真正的时间”，它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的，“纯粹的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所采取的形式”。[1]而科学的时间是受到我们的空间概念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它不是时间的本质，而是以方便人们认识世界为目的、掺杂了人类认知干涉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满足实用性的构造。“真正的时间”是内在的、心理的东西，不可计量、不可分割的绵延，而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科学时间是量的积累，是无限可分的，有量度的，外在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柏格森的这种时间观，刘放桐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一书中采取了用音乐来进行类比的方法：“比如我在倾听一段动人的旋律时，在我的内心有紧密交融而彼此不分的各种意识状态，体验着一个单一而不断变化的绵延。但是当我试图把它变成由符号组成的线谱时，这种绵延就被打碎了，一个一个音乐符号把这个旋律变成了一种在空间里排列着的东西”。[2]存在于空间的乐谱绝不能完全概括那段存在于时间的旋律为我们带来的复杂的意识，这种概括是偏离存在本质的，它只是为了实用方便而进行的符号表述。人类语言的符号体系也同样存在这种对本质的偏离。任何一个语言概念的产生都首先服务于实用的方便，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多重属性被忽略了，一旦言说，就割裂了存在的绵延，成为了片面的概括，柏格森的思想很好的解释了人类语言“盲人摸象”式的、割裂绵延的认知方式，在这个符号体系当中，“开口便错”成了必然。

2 “自我”与绵延

什么是自我？柏格森认为，正如时间有两种一样，自我也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与环境有关的自我，这是当我们的意识关注着行动，因而也关注着广延性的时候产生的；另一个是我们通过内省达到的内在状态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当我们把这些内在状态作为活生生的、互相弥漫渗透的东西，作为永远生成着、永远延续着而不分离的东西来注视的时候产生的。在这两种自我中，前者是语言体系中的“自我”，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空间里的自我；而后者是由内心体验到的处在真正时间里的自我，这种自我的本质是绵延。

柏格森认为，传统哲学中常常产生关于我们的情绪、感性知觉背后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自我实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假问题，即把我们的情绪状态等等看作是一些可以分离，因而可以度量的东西。这个假问题产生于思想为其行动的功利性而把事物分开的愿望，思想的这种愿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人的语言表达体系加深了这种错误。语言总是要把事物作为间断的、可分割的东西来表达，总要用同一个概念来片面概括许多心理状态，天生就带有割裂绵延的趋向性。譬如，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场合、遭遇之下产生自己特殊的爱恨情仇，你的爱不同于我的愛，你的恨也不同于我的恨，但是语言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用同样一个字眼来表示这些心理状态。小说家常以细腻而生动的笔触来描写、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成功地描绘出灵魂的真正感受。关于这一点，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指出“心灵和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事实上根据柏格森的观点，存在是绵延的，语言是割裂绵延以求用抽象的概念来把握世界的，二者之间有着无法调节的矛盾，语言和通过语言构造的各种知识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语言符号和音乐符号一样，从产生开始就暗含着对本质的偏离。

3 时间、绵延与意识流小说

与传统小说强调对“外部现实”（external reality）的描述不同，现代主义小说更追求对“内部现实”（internal reality）的探索，描写纷繁复杂的现代性体验，特别是心理体验。对于这种体验而言，现实主义的描摹只会产生赝品。西方文学的这种“内转”倾向是时代生活的产物，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赋予了这种转变哲学认识论的依据，对现代小说，特别是意识流小说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西方文学最为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从产生至今，长期受到文学批评者的关注，其艺术生命历久而弥坚。在意识流小说中，人物的意识自由流动，时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没有绝对的界限，过去渗透在现在之中，现在又蕴含了将来，每一个瞬间都融入下一个瞬间，并与前一个瞬间交融，在意识领域，时间不会分裂，也不会局限于空间之中。这种写作手法与柏格森的“绵延”观念是十分符合的。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都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福克纳的作品也同样渗透着“绵延”的情感与碎片化的现实，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则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巅峰之作。

柏格森思想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是对传统符号体系的颠覆，同时也是对这个符号体系背后的理性哲学的颠覆，无论是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还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都是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中心的颠覆。理性之光固然美妙，但绝非普照之光，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手段和思维方式。对比现代主义小说与人类早期的表述传统，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传统文字的力量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如柏格森哲学）而被大大削弱了。在早期的叙事传统中，以《伊利亚特》为例，其第一句是“歌唱吧，女神！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这看似简单而又平静的一个开头实则是波澜壮阔的。“歌唱吧，女神！”这个祈使句背后却带有着强烈的非唱不可的力量，“女神”在这里并非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叔本华的术语来讲，这是一个绝对的“意志”，属于超出表象世界范围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其本质是超验的，是为歌唱而生的符号。其次，第二句中“阿基琉斯”前的限定语“佩琉斯之子”同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描述，“佩琉斯之子”这一身份给了“阿基琉斯”额外的力量，使女神的歌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与合法性。可以说《伊利亚特》的开头很好的体现了早期叙事语言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它被不断传唱而成为充盈整个时间之流的永恒。

与传统叙事相比，在现代文学叙事中，作家们往往自觉选择淡化语词的力量，并让读者通过文本自发产生对符号的怀疑，他们将笔触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与看似胡言乱语的独白，意识的流动“每一瞬间都在创造，是绝对的新的东西的连续性的创造过程”[3]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通过死者艾迪之口拷问语言的本质，解构宏大叙事的权威，通过多角度、无中心的微观叙事，实现了对碎片世界的最贴切表述。福克納不仅对语言提出质疑，对时间也有着柏格森似的探求，《喧哗与骚动》中康普先生告诉儿子昆丁：“钟表杀死时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哒咔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

时间才会活过来。”[4]，昆丁砸表可以被看做试图接近真正绵延的时间与存在。

参考文献

[1]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2]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3]柳鸣九. 意识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4]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