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作为扮演启蒙角色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功不可没。但新文化运动无形中所带来的极端反传统与文化自虐主义，则在清代学术的基础山上更深入地失落了传统以来所赖以维系的意义、价值与信仰的维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令国人陷入了意义的危机。

正是面对这样儒学在现代社会极度凋敝、文化传统日益被抛弃和破坏、国人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渐趋瓦解的惨痛现状，一群特立独行的文人涌现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儒学衰敝”的大潮中逆流而上，希望通过对儒学深层价值的“重新阐释和发挥”、“接续‘内圣开放‘外王的方向”，以“开出儒学未来的新方向”。现代新儒学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开启现代新儒学之山门的梁漱溟先生，更当是新儒家中不可不提的里程碑式的大家，而我想要探讨的便是梁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初期，梁老就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一片西化浪潮中提出了一个以“世界最近将来的文化将要向中国文化复归”为基调、力图将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内的世人归入“至美至好”的孔子人生道路的东西文化观。虽然时光匆匆已过近一个世纪，但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哲学却依旧值得我们审视和深入探讨。

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哲学的基础在于“意欲”，这也是生命归根结底的意义，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意欲的发用流行”，生活因而成为“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梁先生对西、中、印文化各自的“意欲”做了一番别有意趣的对比和考察，提出了“三种意欲”和“三种文化”，又称“文化三向说”，即人类基本有三种意欲。（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基本精神，是前进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2）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是双行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基本精神，是后退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即身心关系。

梁漱溟先生认为上述三种路向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的不同阶段，因而又可以是从此一路向转向彼一路向的。作为人类文化早期应走的路向，人类应当在第一路向时经过奋斗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转入第二路向，而人类文化在经历长期发展之后，便应转入第三路向，作为人类文化的最终归宿。我认为，梁漱溟先生的评断最有意思、也最有价值之处，便在于其对中西文化未来走向的观点与全盘西化派完全不同，即：是中国文化而非西方文化代表了“最近将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对全盘西化派的抛弃和破坏传统的思想形成了抵御，有利于孔子儒家思想传统的重拾和民族自豪感的重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第二路向的理想典范。

因而，梁漱溟先生认为，就中国文化而言，是要对调和持中的态度加以“择拣批判”并以之“全盘承受”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梁老说“第一路向走到今日，病痛百出”，因此必然要抛弃第一路向而走上中国文化的路向。虽然梁老并未说明这样的转变在实际之中如何可能实现，但此观点的提出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现代意义，那便是他站在人类文化的一般高度，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化可能的世界性意义。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再仅仅是谁征服和替代谁的简单粗暴的关系，而是着眼于自身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去相互借鉴和选择更适应于未来的文化路向。

面对世界文化多元互动和发展的现状和历史趋势，如何全面认识和发掘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观的优劣得失，即反对“全盘西化”的不合理论调，又避免固步自封、狂妄的“中國文化中心”论，服务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这应当是我们对梁漱溟先生以中西文化观为代表的文化哲学再度审视的最大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

翁荣江（1995-），男，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专业：人文科学试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