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品

【摘 要】陈来先生通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梁漱溟的文化观进行分析与理解，将其文化观定位为多元主义文化观。在此基础上，陈来先生阐述其“三种路向说”，分析梁漱溟如何以此说明当时中国处于落后地位的原因以及认为文化未来应如何发展。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意欲；多元文化主义

一、引言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激化以致最终爆发，使得世界范围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反思。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被揭露。由此，人们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再次重视东方文明的价值成为趋势。当时的西方哲学家，例如杜威等，带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进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说明东、西文化之间不存在地位、等级高低的差别，而是各有其自身的重要价值。西方社会中此种反思的思潮必然影响正处于文化变革时期正急于吸收西学的中国。因而此时有考察欧洲经历的梁漱溟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等盲目认同西方文化而未能正视中国文化价值的绝对西化派，其能够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优劣。因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西文化调和成为主流趋势。

二、立场

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文化观的立场不是反西化，不是反科学、民主，不是反现代化，也不是保守主义，而应定位为“反反东方文化论”，多元文化主义。

首先，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的态度与西化派相同，给予完全的肯定。其认为，中国古代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手艺”，只是“术”而不是“学”，不同于西方根据科学以一种方法将零散的经验总结为学问并不断向前探求，因而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偏艺术化的，而西方则是完全的科学化。

其次，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欣赏西方的民主政治与观念，西方的政治中讲民主、平等、自由，重视人民的权利，不是独裁统治，而当时在中国“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①。因而梁漱溟迫切希望改造国民的传统政治意识。

最后，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伦理维度同样存在差异，西方人重视社会的道德，即公德，而中国人重视私德。

通过梁漱溟对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科学的认同可见，其并不是反西化的，同时，通过此种东西文化的对比，说明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的传统与民主的政治意识，因而梁漱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能够正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与不足，由此说明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但其并未全然否定中国文化，始终信仰中国文化的价值。其认为突出工具理性的西方文化与突出价值理性的东方文化有其各自的重要作用，所以其文化立场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

因而，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在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推崇上是与欧化派相同的，但其据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有更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产生了其自身的文化思想理论特色。

三、进路

梁漱溟对于西方如何获得民主、科学而中国为何未能生发的问题进行思考。因而，其以发掘东西方文化的源泉，即文化根源的意欲为进路，提出三种路向说以解释中国文化未发展出民主、科学，并说明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此外，此种进路的展开还由于其认为民主和科学两特点不能完全表现出西方“征服自然”的特点，且民主与科学的关联性并未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之后仍存在更为本质的某种精神，民主与科学只是从西方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的两个特点，而我们所应探索的则是这些特点的源泉。因而学习西方不能只以民主、科学为内容、为目标，而要学习其根本精神、根本路向。因而，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观是一种“深度文化观”。梁漱溟所追寻的“不是一个文化外在的、可以归纳出来的‘样法，而是某种内在的、只能体会的‘意欲”。②

进而其将中國、西方与印度的文化根源概括为三种路向，即三种意欲：西方为第一向路：意欲向前、不断奋斗；中国为第二向路：意欲自为、调和持、随遇而安、不求奋斗、自我满足；印度为第三向路：意欲反身向后，想取消问题和要求。

而梁漱溟与欧化派之间的差别也在于双方为人类未来文化发展选择的意欲不同。欧化派认为，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已经是“过去”的、落后的，虽然在历史上具有价值、重要意义，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失去其价值，其价值取向不符合现代化进程发展，是需要被淘汰的文化。而梁漱溟认为，中国、印度的文化应是未来的文化，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所应遵循的路向，全人类所应学习的人生态度，即不再一味向前，一味奋斗，而是走调和持中，反身内求的道路。人生态度不动于物质、器具或技术，不存在判断其好坏优劣的客观衡量标准，因而两派只是在时间维度中将东西方文化置于不同位置。

四、主旨

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关于文化发展三种路向的探求目的在于分析当时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以及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未来应如何发展。首先，梁漱溟认为，中国、印度的文化既然适应于“未来”，那么当其作用于“过去”，即不能满足历史上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与现实文明的发展程度不匹配，是一种“早熟”的现象。因而中国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文化自身的价值。反而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文化的向路才是人类所必须选择的。陈来认为，梁漱溟对未来文化发展做出此种预测，不因其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而完全主观的将其判定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路向，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现实发展的趋势作出判断。而这一趋势即为社会主义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导致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等一系列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合理，因而将以个人为本位、生产为本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为社会为本位、分配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然的、实然的即为合理的。因而，梁漱溟认为，文化应随经济基础转变而转变，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对应的意欲向前、不断奋斗的路向也应随之转变为社会主义所对应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文化发展路向。此种转向发生的必然性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的要求， 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下，人与他人的关系近似人与物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此种文化路向的转变既是生产中的物质性的要求，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性要求。对此，陈来认为，梁漱溟以安分知足，反求诸己定位中国文化，又认为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实际上，社会主义文化虽与儒家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全然概括。而依据梁漱溟的观点可推论出，儒家文化可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代表，但此种意欲持中的文化路向是不限于中国的，而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将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所以此种文化路向将是未来世界全人类所共有的。endprint

其次，梁漱溟提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所应采取的路径。第一，要排斥印度反身向后的路向，其不适宜于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第二，当前应为维护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采取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不断奋斗的路向。因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满足物质世界的需求，平衡人与物的关系，实现人与物的和谐发展。此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政治制度学习西方，但国民的权利意识并未建立，所以要“无条件的承认”③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对西方文化不是完全吸收，而是有修正的吸收，此种修正是在“奋力向前”的基础上排斥向外逐物，克服拜金主义，唯物质主义，为奋斗设限。第三，为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避免出现生产过剩、人的异化等问题而应将西方文化含融到中国文化中。但并不是全盘继承中国文化，而是批判的继承，吸取其中适应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精华部分。与此同时，此种方法能够促进意欲持中的文化路向的实现，使得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自然关注精神需求，实现与他人、他心的沟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从而既弥补了中国文化的缺失又避免了西方文化的弊端，追求“当下的西方化”与“未来的东方化”，满足全人类的要求而非拘泥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时间维度的秩序保证东西方文明的和谐共生。

由此可见，陈来认识到梁漱溟的文化观的优势，其既不是某种文化中心论，也不是某种文化的单线发展，而是多元文化论。同时，陈来也意识到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在矛盾。第一，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历史上自发经历了从由第一向路转变为第三向路又回归到第一向路的过程，而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主动侵入，中国和印度将始终因循其自身的文化发展路向而不发生改变。实际上，任何文明在每一发展阶段都可以因其自身当下的背景而主动选择其发展路向。第二，陈来认为，梁漱溟的早熟说是一种脱离历史的不恰当的观点，在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不突出即可不以第一向路为主导文化，但人与自然矛盾的不冲突不能等同于物质发展水平足够高，因此，此种情况下，仍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滞后。第三，陈来认为，东方文化的价值不仅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生与死的关系中有所体现，其在满足物质需求的阶段同样具有作用。因为无论是意欲持中还是意欲向前，都只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较为突出而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其各自的文化中不存在其他因素，每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中都有多个子系统以处理不同方向的问题，因而此种概括是不具有全面性的，是一种归约主义。

五、结语

陈来对梁漱溟文化观的理解较为深入，且能够将其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解，还原作者原本的意图，没有将其泛泛的归于现代化的框架下，使人们对其思想有较为客观的认识，此种研究分析方法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2]陈来.2010.現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