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振兴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村庄共同体日趋解体，这也导致乡村公共性在不断消解。村庄共同体的解体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基层社会缺乏有效的应对方式。此时，宗教因其自身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公共性，契合了转型期村民的一些需求，产生了“选择亲和性”，这是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较快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共同体；选择亲和性；宗教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宗教在我国快速发展。根据郑风田等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结果的分析，中国居民的信仰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宗教信仰的比重迅速上升而无神论者的比重迅速下降，1990年无神论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2001年则下降为2倍，2005年信教者比重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重（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在信教群体中，农村居民所占比例尤为突出，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宗教热”，宗教在农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调研和相关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当下农村宗教信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宗教信仰多元化，以基督教为主；信教群众“四多”现象突出，文盲多、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信教群众具有无主性、缺失性和盲从性的特点；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发展速度迅速。与此同时，许多宗教组织和团体大肆修缮扩建教堂、寺院和道观，采取各种手段收纳信徒，扩大自己的影响。伴随着宗教的快速传播，一些邪教组织也开始兴风作浪，形成邪恶势力，危害乡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诸如近年来兴风作浪的全能神等邪教组织。可以说，在一些农村，宗教（包括邪教）俨然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对农村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所以党和政府必须要认真对待农村宗教快速发展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农村宗教快速发展原因的研究，可以用“空间论”和“市场论”进行简单的概括。不难发现，无论是“空间论”还是“市场论”，学界关于农村宗教发展的讨论，其实都把焦点聚集放在在宗教本身，研究的落脚点也还是宗教，而不是社会或信众，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具体探讨转型期农村社会以及农村社会中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有了快速传播发展的空间。正如学者吴理财所言，把农村宗教的传播放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而不是宗教自身，这也许对当下农村“宗教热”现象更加有解释力度。

2 村庄共同体的解体及其影响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以村庄为单元加以展开的。村庄内的人们以相互的“熟人”的关系密切交往，形成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和疾病相抚”的温情脉脉的共同体，共同体承载着村民们相互帮助、共享乡土规则、频繁的生活往来等社会功能。1978年以后，随着城乡互动的加剧，农村人口大量外出，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市场原则逐渐侵入到社会领域，维持乡土社会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理性逐渐了传统的感性理性，人际之间的互惠关系向趋利性转变，家族日渐衰落。与此同时，从家族或集体中脱嵌出来的村民日趋个体化或原子化。至此，乡村共同体走向解体，其承担的乡村公共性也日益消解。家庭关系的解构、互助互惠社会关系的断裂、公共空间的缺失，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和农村保障制度的残缺是村庄共同体解体的具体表征。

3 选择亲和性：宗教和村庄共同体的重构

诚如前文所说，村庄共同体的解体使得村民的社会支持系统不断弱化，村民该如何去应对单独家庭不能解决的问题。学者吴理财认为至少有三种方式，组织的方式、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市场购买的方式。但他同时指出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三种方式又是难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特别是弱势村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其他形式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成为了一些村民在无奈情况下的选择。

首先，宗教倡导的价值观契合了日益原子化的村民的心理需求。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劝导信徒向善，通过自我修行获得心灵和身体上的解放。这些教义对处于失范状态的村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非常重视“家”文化，每一个入教的教民都是平等的，以兄弟姊妹来互相称呼，通过虚拟的形式重构了“家庭团体”；基督教的还提倡友爱、互相帮组的价值观，鼓励教民之间互相的帮组；基督教提倡信任、平等、交流等等。这一切无疑对饱受家庭离散、人际关系冷漠、内心孤独失落的村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农村后有了一定的变异，简约化、实用化、世俗化等更加符合村民的生活习惯，让信教不再是牵绊，而是寻求内心的安慰。基督教特别注重教民之间的互助，这对村庄中弱势的村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好处，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中信教的大多数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

其次、宗教场所为日常缺少互动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交往空间，契合了村民重构社会交往网络的需求。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超越家庭层面的集体活动在日益萎缩，宗教所组织的宗教活动从某种意义上为农民之间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首先，宗教场所为饱受饱受家庭离散、人际关系冷漠、内心孤独失落的村民提供了发泄的场所，抚慰内心的不满和痛苦。其次、如基督教定期的礼拜等集体活动，可以为村民提供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后，通过宗教活动，他们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理解，让遭遇人情冷淡的村民感受到温暖，有利于他们重构本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后、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服务的建设，契合了村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的脆弱性、社会风险增加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是导致基督教在农村大有市场的重要原因。宗教由于其乐善好施的特性，在一些地区，有能力的教会开展一些回馈村民的活动，比如出资协助政府修路修桥，办养老院福利院、开展文化活动等，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4 结语：宗教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宗教组织为农民提供了互动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加强着农民间的公共交往，规范着农民道德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庄共同体的重构，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不能忽略宗教组织的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基层组织的權威，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干扰村庄的治理秩序。

因此，面对转型期我国“宗教热”现状，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对症下药。笔者以为，村庄共同体的解体是当下农村宗教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就必须从重建村庄共同体上下文章。首先，当下很多村民是由于对不确定风险的担忧才选择信仰宗教，所以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村民制度性的社会福利保障，完善乡村的公共服务，逐步提高和丰富村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其次，创新组织形式实现村民的再组织化，努力把不断原子化和个体化的村民给重新组织起来，开展一系列的集体活动，修补断裂的人情关系、增强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系以及信任感、互助的责任感，使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得以增强。同时，政府要发挥主体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开展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活动，赢取村民的心，从而挤占宗教在农村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宗教的监管作用，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让农村宗教有序、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1]郑风田、阮荣平等：《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2]赵延东：《当前快速传播的农村宗教问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3]吴理财：《宗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及其争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

[4]吴理财：《个体化与当代农村宗教发展》，《江汉论坛》，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