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琳

孔丹。摄影/董洁旭

最近，孔丹在思考一个关于股市的话题。他想通过召开研讨会的形式，组织一些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能力的专家学者对目前股市问题进行研讨。“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股市，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孔丹说。

去年，已经退休近两年时间的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又重出江湖，他身上增添了一个新的职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014年8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地址就在中信集团北京总部的京城大厦内。

尽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成立刚刚一年时间，但由于它研究的都是当下社会热点和前沿问题，有的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甚至有些是“敏感”问题，所以中信基金会甫一成立就受到关注。

而用孔丹的话来讲，“因为我们研究的都是‘真问题，所以很多人关注。”

以问题为导向

中信基金会下设理事会办公室、项目办公室、中国道路丛书出版中心、社会调查中心等部门。目前初步形成了一会一社一刊的综合平台和联动机制（基金会、中信出版社和《经济导刊》）。

此外，基金会还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对拟资助的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执行委员会决策参考。目前咨询委员会分为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战略学各领域，共有65名专家学者。

咨询委员会委员是通过推荐、协商等方式组合而成。这些委员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具有相当的成就和学术地位。比如说在文史哲领域有汪辉、韩毓海等学者，经济学领域则有史正富、陈平等等。

今年4月，中信基金会又成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其主旨是为了扩大青年学者影响，培养和储备中国学派的后备力量。青年学会也分为各个领域，共有81名会员。资委会平均年龄57岁，青年学会平均年龄37岁，形成了年龄梯次的研究队伍结构。

目前，研讨会不定期召开，议题设计一般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来研究提出问题，然后通过中型、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来互动讨论。

一年来，中信基金会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启动支持了80多个课题研究。研讨会内容涉及面广，并且紧贴当下热点。比如在经济领域，举办了“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2015年全球经济及金融发展趋势”“当前装备企业面临形势与对策”等研讨会;在政治领域，召开了“问题中国，进步中国”“依法治国”等研讨会以及“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其他领域还有“中国分配问题再认识”研讨会以及“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

此外，基金会还有一些规定动作：每年主办一次全国性、综合性论坛，邀请基金会咨询委员及相关“中国学派”专家学者与会，探讨涉及改革和发展各领域的重大问题;每年举办三次按领域划分的相对固定的论坛，如中国文化类、中国经济类，邀请相关领域的咨询委员及“中国学派”专家学者与会;利用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中信书院的运作平台，与全国各大知名高校开展战略合作，举办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巡回公益性系列讲座。

“选择的话题都是以问题为导向。”孔丹表示，话题确定后就召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选题

打开中信基金会的官方网站，首先会看到三行字：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基金会的宗旨就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研究的都是‘大选题。之所以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目前我们很多问题的争论是从哪里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同样的现实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这些问题都需要搞清楚。”孔丹说。

在孔丹看来，正确的认识路线、正确的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句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表达，这句话是从《汉书》里来的，不是简单从哪本哲学书里出来的。它被中国共产党经过非常曲折的、痛苦的实践，从而获得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认识，最后被概括为实事求是，可以把它展开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从实践中去，甚至延伸到我们的工作方式上，密切联系群众等等。我觉得要从根本上建立这个认识。或者说，基金会研究的问题就是针对那些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一些倾向，一些流行思维的回应。”

为此，孔丹举例称，目前有些人对西方的政治观、价值观、经济观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崇拜。“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的观点是鼓吹‘普世价值的一些人实际上把特殊的‘普世价值当成了一般性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把美国的价值观当成一般性的‘普世价值，又要强加在中国头上。把西方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普遍使用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我们，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孔丹表示：践行中国道路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这句话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从政治上讲，中共十八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回到价值观、政治体制、政治基础、政治制度的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都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从实践和理论上正在向前推进的路线，不仅是中共的路线的基础，也是整个国家的基础。”

因此，基金会资助很多活动，主要是想正面发声，包括建言献策。“要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我们要建立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架构、话语体系，议题设置，我们应当努力去建立这一套体系，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所以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说只是讲中国自己的角度。”孔丹说。

“选题宏大是因为有一个立脚点的问题，如果研究的仅仅是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立脚点就比较低，如果站在一个历史的视野上看这个问题，当然就要研究‘大选题了。”孔丹解释说。

为何发声

2014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以《孔丹的舆论场》为题做了一期关于孔丹的往事以及对一些事件回应的报道。文章刊出后，引起舆论关注。

在中信集团任职之时，孔丹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行事非常低调。退休后的孔丹为何在舆论场上再度发声？一时引起各种猜测。

退休前，孔丹精力都放在中信集团的发展上，退休后的孔丹则有更多时间观察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思想领域。“我觉得存在思想乱象、舆论乱象、理论乱象。同时，在我接触的现实社会中，我也感到很多问题有不少分歧意见，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存在撕裂的情况。”

他以柴静的《穹顶之下》为例来解释社会的撕裂现象。“柴静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倾向。视频播出后反响很大，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看法认为柴静矛头直指政府和国企，对呼吁解决环保问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另一种看法认为柴静并没有真正实事求是地把污染问题说清楚，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政府治理环境层面都还存在问题，但也应客观理性地去认识。由于视频播出正好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引起了很大争议，舆论撕裂很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撕裂现象呢？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舆论的特点是议题的设置和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框架来看问题。一个议题一旦出现，就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同样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路径。同样的病症，开出的药方就不一样。”孔丹说。

还有一件事情，让孔丹陷入更深的思考。2012年的夏季，孔丹和老同学、老朋友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争论，也就是后来网上演绎传播的北京四中同学聚会。

“不得不承认，社会上对有些问题的认知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甚至有时候说这种对立是存在的，也非常尖锐。关于环境破坏，关于腐败问题，关于增长模式怎样去调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孔丹说。

在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交流时，有人提出孔丹应该对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发声，因为他具备一些好的条件：一是有组织能力，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从青少年时期到后来走向国家各个阶段的不同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能力;二是有经济学的基础，还有很强的理论基础;三是有影响力和沟通能力，特别是他还有一个依托——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

“有这些方面的条件，孔丹是不是应该为这种局面做点事情？”有人这样提出。他们当中有当前在职的领导干部。

“中信集团作为国有企业承担着为国家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除此以外，中信集团是否还应该把参与思想、理论、舆论的建设与斗争纳入视野呢？这应该是基金会成立的最根本的背景。这也是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常振明带领下的党委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认识。实际上是他委托我来做这个工作，利用中信集团的经济实力以及对这件事情（基金会）的认识，把它看成是国有企业的一种政治责任来做这件事情的。”孔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