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宁

２００９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现代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主角，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不同层面上，开始展示自身的魅力。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世界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些秩序的重建，而是价值体系的重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模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实质性影响开始显现而出，其核心取决于中国在２１世纪中，将如何参与全球普世价值的重建。

构建中国立场的普世价值，是大国崛起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

长期以来，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其实并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大的政治收获，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塑造包括一个三段论证：首先，自由存在于人的天性，具有绝对价值的意义，构成普世价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历史中生长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价值；最后，西方对自由拥有文化主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西方自然拥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上自觉地构建普世价值，意义不仅是追求实现普世价值，还有谋取普世价值的主体权利。

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的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

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危险的，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同时也认同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丧失“思想主权”，使自身沦陷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蒙昧中，这样不但谈不上对世界历史负责，甚至谈不上对中国历史负责。

揭露西方的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在思想竞争的世界历史中，陷自身文化于地方知识与地方价值，将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拱手相让，无异于为西方文化霸权“卧底”。

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有世界历史担当的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具有自觉的普世价值使命，都必须参与到全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抗议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唯一方式是：构建中国立场的普世价值，这是大国崛起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

国家富强为我们这一代争得了建构普世价值的权利

历史上，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博大的普世价值关怀，天下国家的政治理念、士者弘毅的道德使命，都使中华文化自觉以天下为己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即使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

宏愿从未消失，只是缺乏历史的机遇，让我们获得权利。起初的问题是，我们空有普世价值的意愿，却缺乏弘扬普世价值的权利。不是没有意愿，而是没有时机。“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国家富强了，才有资格讨论普世价值。否则靠什么在严峻的历史面前为“乌托邦”证明呢？普世价值的宏愿一度在历史中受挫，却从未消失。建国６０年努力，现代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崛起，国家富强为我们这一代人争得了建构普世价值的权利。

如今，西方学者在世界经济危机与美国反恐战争的困局中，看到中国的世界力量的崛起。有深远洞察力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今世界不是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世界进入中国与美国协调的“中美国秩序”；不是中国暂时地修改世界格局，而是中国模式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上由自由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目前是否真有这种实力不说，至少中国文化目前仍没有这种自信。

我们应该具备大时代给予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勇气

用西方的话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天选民族的担当。这种担当可以让国家与个人感到尊严，进而高标自律，进而思想深刻、道德勇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清醒地意识到，民主自由在法国的成败决定世界的命运。美国革命也一样，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伟大政治试验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改革开放，每一步都担负着改变世界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历史中实践着，只是有待明确的思想表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文化自觉的真正使命。

目前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参与全球价值体系的重建，而是如何参与。我们应该具备大时代给予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勇气，毫不妥协也毫不掩饰地，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主义理想的伟大追求，用１３亿中国人民所享受到的进步成果，来回答普世价值的根本问题。明确勇敢地回答普世价值的问题，创造出能够体现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