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美国立国前已有上百年英国殖民地历史。由于沿用了英国司法系统，除了黑人，普通公民已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即独立的司法系统对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美国立国时，立宪者们激烈而持久地争论：要不要把当时公民所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逐一列举出来，汇成一部《权利法案》。

有人认为，只要在《宪法》中列明政府权力就够了，不在列表内的，就不属于政府权力范围，也就必然属于个人权利;列举个人权利难免挂一漏万，易使人们误解，以为被遗漏的权利失去了保护。另有人认为，还是要把个人权利用明文方式列举出来，即使有遗漏，也比没有列举好。

赞成列举权利的建议逐渐占据上风。立法者陆续通过一系列修正案，列举和说明各种个人权利。随时间推移，立法者又感到，有必要强调那些尽管未被言明，但显然已存在的个人权利，这便有了第九修正案：“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

无疑，诚实出卖劳动，换取酬劳养家糊口，在当时是社会默认、人民普遍保有的基本权利。很不幸，这项权利一直没有被后来的修正案明文列举，以至于在1905年遭遇了首次挑战，后来则受到了实质性破坏。

在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小面包作坊的工人由于自愿加班工作，违反了纽约州政府颁布的“关于工作时间限制”的管制政策。最后，工人和政府间的冲突呈上了美国最高法院审判庭。案件要点是：政府通过颁布经济政策的方式，对工人的劳动权作出限制，究竟是否合法？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明确否定了这种经济政策的合法性。大部分法官认为：强行破坏雇主与雇员间缔结合约的自由，是缺乏合理理由的做法，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合理、不必要和武断的干预。基于这个判决，美国法院在随后20多年中，否决了大量侵犯个人劳动权的政府管制政策。

到1930年代，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发生大转变。在1934年的尼比亚诉纽约案裁决中，最高法院抛弃保护个人谋生权利的传统，转为对政府经济政策无条件偏袒。在该案中，一商人违反奶制品最低保护价规定，低价出售牛奶。争议要点是：政府是否有权干预私人买卖的定价？最高法院判决是：“州政府拥有充分自由，来选择任何被合理地视为有助于促进公共福利的经济政策。”此后，大量政府出台经济管制和政策，如最低工资法便假“公共福利”之名，排挤甚至取代了私人自由缔结劳动契约的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些事件也在威胁工人和雇主自由缔约的基本权利，最有代表性的是“黄犬合约”的消失。工人在节骨眼儿罢工，会对生产和投资造成极大损害。为避免损失，雇主让雇员选择，一是可以罢工，但工资较低，二是放弃罢工，但工资较高。后一种契约俗称“黄犬合约”。优胜劣汰，黄犬合约能够帮助雇主和雇员达到双赢，所以在当时相当流行。

到1932年，美国通过《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宣布所有法庭不得保护“黄犬合同”。愿意挣高工资、保证如约劳动的工人被剥夺了基本选择权。国会还推出《瓦格纳法》等一系列国家劳工关系法案，规定企业工会自动代表所有工人。这进一步伤害了美国工人基本和独立的劳动权。

重提旧事，是想引起讨论：雇主和雇员间诚实相待、谋求双赢、自由缔约、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究竟应该受到何种程度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