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70）

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1］。随后，中办、国办印发《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其中第34项重要举措为编纂民法典，具体分工方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法学会参加。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编纂第五次被提上立法工作日程，并进一步议定了具体步骤与详细计划。①

然而，从已公布的民法典编纂计划来看，并未将民事习惯调查作为民法典编纂的前置准备工作，也未充分考虑到民事习惯调查对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将现有民事法律进行体系化与系统化整合。从已公布的民法典草案来看，无论是梁慧星主持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梁版民法典”），还是王利明主持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王版民法典”），以及近期出台的中国社科院民法典草案总则部分（以“梁版民法典”为蓝本）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典草案总则部分（以“王版民法典”为蓝本），都没有建立在民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之上。当前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编纂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典的编纂思路、体例、结构以及具体条文等方面①如当前关于民法典基本结构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