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

我们宝钢做事的风格是，喜欢早点动手、做好准备，如果市场合适、政策推出，我们就会出手。国企做股权激励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一个最佳的窗口期，是在政策方向明确的初期，去争做试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4个月之后的2014年3月，宝钢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计划和首期授予方案，5月获股东大会通过，6月完成股票授予。宝钢股份董秘朱可炳对《董事会》记者表示，此次股权激励的实施非常顺畅。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国企做股权激励限制颇多，颇为不易，宝钢股份2006年的股权激励计划就“无疾而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国企员工持股带来全新机遇。至2015年7月初，此间仅极少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其中宝钢股份作为特大型央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快速落地，得到了正面的市场反应。“现在回过头看，我们抓了一个比较好的股权激励窗口期。”朱可炳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后，我们看到里面有员工持股相关的精神。当时公司股价很低，我们也愁市值管理怎么弄。公司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市值管理的方案，其中包括结合三中全会的精神，对高管做股权激励。那时候只有精神，细则尚未出台。我们就按照有关精神，结合原有的国资委、证监会的规则，设计方案，快速去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时机。跟我们判断的一样，国资委、证监会对我们的方案比较支持。”朱可炳说。

据了解，宝钢股份股权激励的授予条件中设置了很多相对的指标，如：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2.2倍及以上，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同行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EVA考核目标；营业总收入较2012年实绩值定比增长1.1%，达到1812亿元，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据悉，2014年，宝钢股份营收1874亿元，同比下降1.2%；净利润57.9亿元，下降0.4%。

“我们的方案，突破了证监会原来的规定。业绩考核指标方面，原来是要求用绝对的业绩指标，后来同意我们用相对的指标。”朱可炳告诉记者，“我去了证监会沟通了一次，讲了我们的想法。现在钢铁行业是在下降，但我们可以保证，大势往下走，跟行业比，宝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不被弱化，这就体现在一些相对指标。后来，我们就此给证监会正式去文，证监会专门发了问题回复的公告，就变成规则，我们的方案就没有了障碍。”

据悉，本次宝钢股份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共136人，授予股票数量合计47，44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8%，授予价格人民币1.91元/股。其中，总经理戴志浩获543，000股，董秘朱可炳获444，400股。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政策，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首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权数量原则上应控制在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以内。同时，股权激励收益受到封顶限制，“在行权有效期内，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含股权激励收益）的最高比重，境内上市公司及H股公司原则上不得超过40%，境外红筹股公司原则上不得超过50%”。即，按现行规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力度较小，远未市场化。

“有人说，迈小步还不如不迈。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应该迈出这一步。有了这种股权激励机制后，可能会引发你自己也估量不到的变化。”朱可炳举例说，“做了股权激励，对内部管理是有帮助的。搞完股权激励，我去年做预算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按照激励兑现目标，跟各位高管沟通，很好沟通：达不到的话股权激励就不能解锁。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对话平台。否则，以前谈预算，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要跟各个业务条线的高管去沟通。原来，有些高管希望的考核指标有点保守，现在则是底线。”

做股权激励有利于形成绩效文化。朱可炳说，“公司走出股权激励这一步后，形成一种绩效文化。原来的绩效不太清晰，主要是，一年的工资总额有多少，怎么做二次分配。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清晰：指标分解、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很清楚。大家天天在一起工作，如果最后股权激励的考核指标没有达成，是因为某个人分管的业务的原因，可以想象他的压力会有多大？这种绩效文化导向，是一种强绩效文化。”

实施股权激励，朱可炳作为董秘、财务总监是重要参与者。“在宝钢股份，董秘都兼财务总监，不是单纯的董秘，这点比较好。这样，少了很多协调、沟通，两个职务都能做得比较实。比如股权激励，如果单纯作为董秘参与，可能就只是规则、程序方面参与，而作为财务总监，你能参与所有指标的设计过程。董秘、财务总监的作用相结合，你在其中的作用发挥就比较大。”

回顾这次抓住时机顺利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朱可炳表示，“我们宝钢做事的风格是，喜欢早点动手、做好准备，如果市场合适、政策推出，我们就会出手。国企做股权激励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一个最佳的窗口期，是在政策方向明确的初期，去争做试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