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老战士朱玲回忆叔父朱瑞片段

2015-08-20周翰藻任予俊

党史纵览 2015年8期

周翰藻+任予俊

她今年84岁了，但身子骨依然硬朗，头脑清醒，思维明晰。1945年，年仅14岁的她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已有70年党龄。她曾担任过安徽省淮北市副市长、淮北矿务局副局长，离休后，在淮北安度晚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走访了这位新四军老战士。

走进一幢普通的公寓楼，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女士，她就是我们要拜访的对象朱玲。只见她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步履轻快，举手投足显出不俗的气韵和风度。房间也收拾得十分整洁、雅静，书房里陈放着各种书刊。

朱玲，1931年10月生于江苏省宿迁县埠子镇朱大兴庄一个忠厚传家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朱珮，字声远，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把子女送进新四军，本人也积极为抗日工作，受到邓子恢、刘瑞龙的表扬。朱玲的叔父正是老一辈革命家、被誉为“炮兵之父”的朱瑞。1925年，朱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杨尚昆同班。1927年，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成为该校高材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任中央军委参谋、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参加过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屡建战功。1934年8月，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参加了长征。七七事变后，朱瑞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亲手创建了我军的正规化炮兵。1948年10月1日，在义县战役中不幸牺牲。

在朱瑞的带动和感召下，朱大兴庄先后有20多位有为青年走进革命队伍，而作为侄女，朱玲也先后进入抗日小学、江淮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不到15岁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最后一批少年党员（党的七大决定不再接收15岁以下的少年入党）。

淮海战役结束后，17岁的朱玲随军南下到达合肥，1949年3月，在共青团安徽省委学生队工作，同年担任淮南大通煤矿第一任团委书记，后调任团市委组织部部长。1957年起，先后任淮南六中、三中、一中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朱玲被关进“牛棚”、挨批斗，受尽折磨。1972年10月，被解放出来的她担任了淮南市教育局长。1974年5月，调淮北矿务局任宣传教育处处长、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5月，当选为淮北市副市长。1984年1月，平调淮北矿务局任副局长。

回顾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朱玲对我们说：“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壮大的，苦难和挫折是党的财富，也是个人的财富，干任何事都不能怕吃苦。”1946年9月，国民党调集重兵攻占苏北，随后又向山东发起猛攻。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15岁的朱玲奉命留下来组织转移“抗属”和群众，掩护伤病员，乘小船进入洪泽湖隐蔽。他们有时候几天睡不上觉，吃不上一顿饭，只能靠菱角、莲子果腹;秋季的夜间湖面寒冷，没有棉被冻得打哆嗦。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一心想着上前线与敌作战……

谈到自己的叔父朱瑞，朱玲讲起了一段往事。1935年10月，朱瑞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这时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没有御寒的棉衣，没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细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高堂老母已经十几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放声大哭。听说小儿子在外头有困难，老母亲便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在西安，他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见到了朱瑞。分别多年的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彻夜长谈。朱瑞把哥哥送来的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们。朱珮要回苏北了，临行时，朱瑞把哥哥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灞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朱珮流着眼泪对弟弟说：“别送了，你回去吧。”然后依依不舍地一步一回头，渐行渐远。这时，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朱珮回过身来，兄弟俩难忍离别之苦不禁抱头痛哭。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为国家舍小家、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失去了好几位亲人。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战场上不幸踩到地雷而壮烈牺牲。他的结发妻子陈若克，上海人，曾任山东妇委主任，1941年在日军对沂水、沂南进行的大“扫荡”中不幸被俘。她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日军用刺刀刺死了陈若克和她两岁的孩子。朱瑞的侄女——朱玲的亲姐姐朱华也在鲁南反“扫荡”中牺牲于苍山、费县一带，至今未找到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