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我在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任副排长兼支部书记，并负责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军秘书处取机密电报。我一度目睹了部队北移前军部首长紧张、焦虑的神态和冗长的会议争论，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1941年1月3日晚，我随军直属队开始转移。当时，我既要照顾军政治部的勤杂人员，还要照管雇请的100多名民工挑着的50多担公文箱。夜深、雨大、路滑，部队行动迟缓，人员疲惫不堪。进入茂林地区，停留了两天，到6日黄昏，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继续前进，冒雨翻越丕岭。7日拂晓，丕岭和百户坑传来了枪声。部队在翻过丕岭的坡上，一直等到晚上，忽又传来“走回头路”重新翻越丕岭的命令。可是，此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已经占领了茂林、章家渡、云岭等地。这时，我越来越感到四面受阻、困难重重。10日早晨，我们到达石井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按照上级意图，构筑工事，等待苏南援兵。

敌人对石井坑的包围越来越紧，对我军阵地攻击也越来越猛烈。尤其是12、13日，东流山阵地战斗激烈，我军指战员打得非常勇敢。战地捷报消息不断传到各部队：“我第二纵队老三团击退敌一四四师整团、整营的冲锋，敌死伤惨重，尸体遍山坡”;“我第三纵队第五团击退敌第七十九师整团的冲锋，敌人伤亡惨重”。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军直机关干部、战勤人员，大家纷纷要求参战。在东流山上，我军与敌人拼杀。有的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劈敌人;有的用双手举起石头，砸敌人的头。……